摘要: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通过单位福利保障实现“单位全覆盖”；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社会保障经历了从“建制扩面”向“广覆盖”与“双覆盖”的转变；“十八大”将“全覆盖”作为我国社会保障的首要方针，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实现社会保障全覆盖。社会保障全覆盖既指制度全面覆盖，也指人数全民覆盖（即应保人口的全覆盖）。社会保障全覆盖反映了普遍主义福利思想，折射出政府反对社会排斥、促进社会融合的施政理念。要坚持“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以制度全覆盖带动人口全覆盖，以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覆盖为突破口，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全覆盖为重点，逐步完善全覆盖的补充性社会保障制度，循序渐进地推进社会保障全覆盖进程。目前，应全面启动社会保障全覆盖计划，做好社会保障全覆盖政策的顶层设计，尽快实现全国社会保障信息联网，理顺全覆盖网络，并避免全覆盖陷阱。

摘要:从国际经验看，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还有很大空间，然而“民工荒”现象在我国各区域不同程度凸显，似乎预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潜力殆尽。目前我国劳务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是导致上述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将品牌信号引入劳务市场的理论模型，分析表明，以品牌信号甄别劳务市场中的劳动力质量是可行且必要的；劳务品牌信号甄别机制发挥作用的充分必要条件是雇主雇佣高质量劳动力与雇佣低质量劳动力获得的效用之差界于低质量劳动力与高质量劳动力以品牌形式转移的成本之间。因此，加大低质量劳动力以品牌形式转移的成本和减小高质量劳动力以品牌形式转移的成本，都有利于品牌信号更好地发挥对劳动力质量的甄别功能，更有效地解决劳务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有利于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稳定性与长效性。要积极扶持劳务品牌建设，重视劳务品牌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建立劳务品牌的行业协会和输出基地，加大对假冒劳务品牌的惩罚和查处力度，并加快品牌劳动力市民化过程。

摘要:我国传统农村金融监管是以负外部性的克服为目标，近年来已经逐渐意识到激励性措施的重要性，并开始重视和探索激励农村金融正外部性的具体实践，农村金融监管思路开始从负外部性的克服向正外部性的激励转变。目前，我国农村金融监管在正外部性激励的具体实践中，整体上激励不足，但个别措施存在外部性“过度激励”问题，且对诸监管目标的宏观协调不够。应以“降低门槛、放松准入”为导向完善市场准入激励，以调适创新产品监管为核心强化市场运行激励，以设置有序的法律退出通道为目标形成市场退出激励，以严格限定政府援助条件为切入点约束政府救助激励，进而实现我国农村金融监管从克服负外部性向激励正外部性的转变。

摘要:新型城镇化具有五大基本内核：农民工市民化是核心，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保障，壮大二、三产业是基础，城乡协调发展是根本，城市文化建设是灵魂。推进新型城镇化主要面临五大制度诉求：土地制度从城乡分割到城乡一体，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从专项转移支付到一般性转移支付，身份制度从身份特权到契约平等，府际关系从竞争到合作，决策制度从个人决策到民主决策。因此，推动新型城镇化健康快速发展要求处理好五大关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推进土地、人力、资本三大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推进上、下级政府间权责合理配置；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健全城镇建设民主管理体制；正确处理农村与城市的关系，完善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体制；正确处理速度与质量的关系，建立新型城镇化考核指标体系。

摘要:利用230份三峡库区样本微型企业的调查数据，从创业者角度对库区微型企业政策效果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总体上看，目前三峡库区微型企业创业者对微型企业政策效果的评价较低；微型企业所在区域特征及创业者个体特征影响对微型企业政策效果的评价，如创业者文化程度更高、创业前有创业经历及创业培训经历的创业者对微型企业政策效果的评价更高，地处库区乡镇、创业前有其他企业工作经历的创业者对微型企业政策效果的评价更低。应出台和完善有关微型企业创业与发展的各项配套政策，尤其是融资担保、市场开拓及供应方面的配套政策；要强化对乡镇微型企业政策落实与执行情况的监管；还要加强对微型企业创业者的正规学校教育和创业培训。

摘要: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政府的义务和责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直接关系到民生，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公共财政供给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区域间、城乡间经济发展不均衡等原因，闽西革命老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存在较为严重的非均等化现象。应消除城乡体制分割，完善政府主导下的公共服务体制，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并大力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以缓解区域间、城乡间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等，加快革命老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进程。

摘要:中国“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促进地区协调发展，实现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于“惩罚”不均衡发展的思想，在人类发展指数的基础上，基于乘积法原则构建地区协调发展指数（HDIr），用以测度和反映地区差距和不协调程度。利用《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的数据，对HDIh（混合人类发展指数）与HDIr进行统计对比分析，结果表明HDIr不但具有统计上优于HDIh的稳健性，而且可以更准确地透视中国人类发展的地区不平衡和不协调问题：中国的地区差距不断扩大是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在发达地区，不但在经济、教育和健康三个方面发展程度都比较高，而且各个维度发展比较协调；在落后地区，不但在经济、教育和健康三个方面发展相对落后，而且三个维度发展的不协调程度也较高。

摘要:利用沪深300股指期货合约的5分钟高频交易价量数据，分析股指期货合约的价量特征及其动态关系，结果表明：股指期货合约的价格波动率与成交量、相对成交量和相对持仓量之间均存在显著正向关系，而与持仓量之间存在显著负向关系；与预期成交量和未预期成交量都显著正相关，且未预期成交量的正向影响更大；与预期持仓量和未预期持仓量都显著负相关，且未预期持仓量的负向影响更大；成交量和持仓量的变化对股指期货价格波动的影响是不对称的，正的成交量和持仓量冲击比负的成交量和持仓量冲击的影响更大，即未预期成交量和未预期持仓量为正时对价格波动的影响会更大。股指期货市场的监管者和投资者可以通过观察成交量、持仓量、相对成交量、相对持仓量等显性指标及其变化，判断价格波动和市场风险等隐性指标的变化趋势，进而实施正确的监管政策和交易策略。

摘要:根据2006—2011年中国15个玉米主产省区的玉米生产成本面板数据，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对玉米生产技术效率进行测算，结果表明：15个玉米主产省区玉米生产的平均技术效率约为78.5%；人工成本等要素投入对玉米生产技术效率存在反向影响，而玉米价格、灌溉等因素具有正向影响；各省区之间玉米生产技术效率差距较大，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的玉米生产效率最高，辽宁、山东、河南等省次之，而四川、贵州、湖北等省最低，呈现出较强的南北差异性。因此，在玉米产业发展中，要逐渐由要素投入为主向技术效率提升为主转变，通过发展专业合作社等路径推进优势区域的规模化和专业化玉米种植，完善价格支持系统以强化价格对玉米生产的促进作用，并努力提高玉米灌溉效率。

摘要:世界经济论坛与博鳌亚洲论坛都已成为共同管理国际社会事务、促进全球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交流平台，二者同样采用会员制的形式、运用商业化的运作模式来管理事务、致力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通过前瞻的议题设置吸引与会者的眼球；然而，由于发展背景以及当前发展程度的不同，其在运营模式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如对会员条件限制的不同、会员结构的不同、服务保障工作主体的不同等。相比世界经济论坛，博鳌亚洲论坛商业化运作不够充分，会员结构及合作伙伴存在“中国化”偏向，对智库的重视和利用不足。博鳌亚洲论坛在坚持“三高”目标的基础上，应更加重视品牌效应，加大与国际知名、有影响力的媒体以及世界知名大学的合作，扩大知识成果的影响力；要将服务保障工作外包，以切实强化商业化运作；并加大对国外会员的发展力度，逐步弱化“中国化”倾向。

摘要:根据1998—2011年的面板数据，运用DEA-SBM模型和DEA-CCR模型测度我国西部11个省区的工业环境效率和经济效率，结果表明：DEA-SBM模型较好地处理了非期望产出问题，测度的工业环境效率比DEA-CCR模型测度的工业经济效率更客观、真实；我国西部工业没有达到最佳的生产前沿；西部地区工业环境效率与经济效率的差距在1998—2007年逐渐缩小，但在2007—2011年有所扩大；环境污染对西部各省区的工业环境效率影响具有地区差异，其中，内蒙古、陕西、青海、宁夏四省区工业环境效率与经济效率的差距较大，工业与环境的协调度也较低。西部地区应加快转变工业增长方式，优化产业转移，合理配置资源，缓解工业与环境的矛盾。

摘要:2012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60%，达到“服务经济”的国际标准。采用shift-share方法对2002—2011年上海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变动进行分解，结果表明：“结构奖赏”和“结构负担”效应并存，且“奖赏”强于“负担”；服务业内部结构转换有助于提升产业总体劳动生产率，但力度有限；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主要来源于内部各行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市场化改革是其主要推动力；内部劳动生产率增长最快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而公共服务业内部增长效应偏低；在生产性服务业中金融业内部劳动生产率增长最快。因此，上海应加速市场化改革以推动服务业各行业按自身规律协调发展，而不能刻意追求片面性的结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