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国家层面的农民工政策文件的密集出台，农民工参加城镇社会保障的制度通道基本形成，但农民工参加城镇社会保障在具体操作层面还存在社保缴费负担重、社保权益维护难、住房保障不能满足需要、管理和服务不到位、农民工对政策认知简单粗浅等诸多现实障碍，特别是城镇社会保障制度设计和运行中存在的社保资金运行紧张、社保统筹层次低、一些具体制度和执行办法忽视了农民工的权益、住房保障资源配置不合理、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滞后等深层次矛盾，致使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切实保障，极大地制约了城镇社会保障覆盖农民工目标的实现。应在现行制度框架下，根据农民工的群体特点与需求状况，通过降低准入条件、完善与协调政策、创新管理方法等措施，将农民工全面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当前，可从降低缴费负担、完善连续社保权益享受政策、做实省级统筹、加大住房保障力度、加快户籍和土地综合改革等层面改进和完善农民工参加城镇社会保障的政策体系。

摘要:成都市于2004年起实施了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综合社会保险制度，该制度虽以低缴费优势迅速扩大了社会保险覆盖面，但存在低待遇、难转移、高成本、复杂化等问题。2011年，成都市开始进行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综合社会保险并轨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改革，旨在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社会保险城乡同等待遇。成都市综合保险并轨社会保险改革对其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具有积极影响，对其他地区也有参考和借鉴意义，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费率提高可能导致参保人数下降以及缴费不合理等问题，建议针对原综合保险参保人员，采取降低缴费基数、延长缴费年限的办法，以确保提高社会保障覆盖率改革目标的实现。

摘要: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市在统筹城乡教育规划、增加教育财政投入、促进城乡学校对口支援、提高农村教师待遇、完善教育资助体系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财政投入不足、管理体制不顺等深层次问题，使重庆统筹城乡教育发展的努力面临诸多挑战。为此，课题组在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做好教育规划和布局调整、制定标准化的财政投入体制、完善教育评估和督导机制、改革现有教育管理体制、完善学生救助和管理体制等加快推进重庆城乡教育统筹发展的思路和对策。

摘要:家庭承包经营模式是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模式，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相对单一的家庭承包经营模式已不能满足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以龙头企业带动的“订单农业”经营模式、以专业合作社为组织的合作生产经营模式、种养大户生产经营模式以及家庭农场经营模式等新型经营模式逐渐发展起来。目前，在西南山区，由于特殊的农业生产条件，“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模式实现了企业与农户的双赢，但其存在的先天缺陷使其发展速度减缓，乃至衍生出工业化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合作社+农户”经营模式绩效显著，但成功的不多；大户经营模式受制于规模偏小而发展缓慢，少数成熟的专业种养大户开始向多元化家庭经营方式转变。西南山区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发展与培育应该创新思路，优先培育和重点发展大户和家庭农场生产经营模式，同时引导其他经生产营模式规范健康发展。为此，应加快培养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加大投入和扶持力度，发展农业科技专业服务组织，建立新型农业技术服务体系。

摘要:基于一个反映房价与地价微观形成机理的多变量计量经济模型，对我国房价与地价的关系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房价与地价、竣工房屋造价和销竣比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房价、地价具有较强的粘性；地价虽然从长期看是房价的Granger原因，但从方差分解看，房价对地价的影响远远超过地价对房价的影响；相对于地价的影响而言，“房价惯性”及供求失衡是房价上涨的关键因素；房价和地价受到冲击后，响应值一般在6~7个季度后达到最大并高位趋稳。因此，改善房地产调控效果的关键在于：一是抑制“房价惯性”；二是出台调控政策需有充分的提前期，同时调控政策执行期要足够长；三是调控政策力度要能够实现房地产供求两方面的反向平衡。

摘要:针对权证市场的潜在风险，即发行人履约风险、标的物价格异动风险、权证价格被操控风险，目前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分别采取了重点监管型、事前监管型和全面监控型三种监管模式来控制风险。与香港相比，台湾的监管要求比较严厉，不仅被监管的栏目较多，而且监管要求也比较详尽、具体、量化且严格；但类似的规定在早年的香港市场也曾实施过。随着权证市场的成熟与完善，香港逐渐从制度化监管转化为自律监管、市场监管和弹性监管，从全程监控转化为重在事前监控，其本质是监管重点发生转移，即在继续监控的方面加强力度、提高限制，而在放松监控的方面则以市场化手段作为替代并辅以违法严惩。目前，中国内地的权证市场还处于初级阶段，宜对各类风险实施全面监控，并对一些环节进行重点监管。

摘要:根据对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计算，劳动力资源比重低、劳动参与率10年来持续下降以及劳动力人口年龄偏大、文化素质较低是重庆劳动力资源的现状；预测分析表明，劳动力规模下降趋势难以逆转，劳动力供求关系将从供过于求逐渐走向结构性供不应求是未来重庆劳动力供需发展的基本趋势。因此，应及时调整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加快产业升级、结构调整的步伐，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建立统筹城乡的多层次、多形式的教育体系，并适时、适度调整人口政策。同时，目前影响我国区域人口规模的因素中总和生育率的影响越来越小，而迁移流动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各地区应制定有吸引力的人口迁移政策，以在未来的劳动力资源争夺中占据优势地位。

摘要:采用1997—2011年我国31个省区物流业面板数据建立随机生产边界模型，利用Kumbhakar等（2000）的方法对我国物流业TFP增长率进行测算和分解，分析表明：技术进步因素是我国物流业TFP增长的主要原因，技术效率改进、规模效率和配置效率因素均存在对技术进步因素的抵减效应；技术效率改进和规模效率因素的作用逐年递减，而配置效率因素的作用逐年上升。进一步对我国物流业TFP增长率的区域差异进行基尼分解，结果表明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是造成区域间物流业TFP增长率差异的主要原因，反映出各省区物流业发展存在较强的阶段差异。提升我国物流业长期发展水平，不仅依赖于先进技术和方法引进带来的技术进步因素，还必须注重提高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以及配置效率；减少物流业发展的区域差异，则需要提升落后地区的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

摘要:水电是可再生的清洁能源，在我国水能资源丰富，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通过博弈支付矩阵，对水电开发项目中开发者与生态环境之间进行进化博弈分析，分析表明，可使水电项目成功开发的最佳稳定点或策略是开发者低成本和生态环境修复低成本。应完善生态环境补偿制度，实现水电开发项目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拓宽水电开发项目融资渠道，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加强水电开发管理，推进水电项目有序开发。

摘要:金融市场间的相关性研究是金融风险测度及资产组合管理的基础。选取2010年6月1日至2012年5月31日我国的创业板指数（399006）和中小板指数（399005），根据两大指数收益率序列，建立DCC-GARCH模型和Copula模型分别计算两市场间的动态相关系数，研究结果表明：（1）创业板市场与中小板市场存在正相关关系，且相关性很强并具有稳定性；（2）Copula模型考虑了市场间的非线性因素，在刻画金融市场间的相关性方面效果优于DCC-GARCH模型。（3）时变Copula模型捕捉了市场收益率随时间变化的特性，在刻画金融市场间的相关性方面效果要优于常相关Copula模型。因此，我国创业板市场与中小板市场合并是必然趋势；机构投资者宜采用Copula模型分析金融市场间的动态相关性，且不宜跨创业板市场和中小板市场进行资产配置。

摘要:目前我国城市经济转型理论研究滞后于转型实践，尤其是对城市经济转型测评的研究不足。对城市经济转型进行评价要以人为本，并反映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对城市经济转型评价不仅应重视内部能力测度，更应强调外部绩效测度；目前，对我国城市经济转型的绩效评价应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结合起来。今后，对我国城市经济转型的测度，在理念上要从可持续发展观转向科学发展观，在对象上要从资源型城市转向一般性城市，在目标上要从建设小康社会转向建成小康社会，在内容上要从过程能力转向转型绩效；同时，应要加强对评价结果的动态分析和分析方法的改进。

摘要:基于现实中股权结构相对集中的资本市场背景，利用2007—2010年沪深证券市场上市公司数据，分析我国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与股票收益波动性的关系，从信息不对称角度考察终极控制人价值侵占对外部市场投资者的影响。研究发现，终极控制人两权分离程度越大，股票收益的波动性则越强，表明终极控制人的侵占行为可能导致企业与市场投资者间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加，提高外部投资者的风险；同时，相对于国有上市公司和股权集中度较低的公司，非国有上市公司和股权集中度较高的公司终极控制人两权分离程度与股票收益波动性的关系更加显著，说明不同所有权性质或者不同股权集中度企业终极控制人的侵占模式和侵占力度存在较大的差别。因此，应加强和完善对大股东侵占的治理，以有效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

摘要:共享价值是一种融入了企业社会责任要素的新型价值创造方法，旨在平衡企业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的冲突。选取2010年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的112家深、沪上市公司作为样本，以净资产收益率代表企业绩效，以企业采用的共享价值措施数量衡量共享价值，运用内容分析法收集样本的共享价值措施变量数据，分析共享价值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共享价值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说明企业所采取的共享价值措施越多，企业绩效越好。共享价值可以使企业找到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之间的平衡点，企业应该抛弃狭隘的创造价值或独享价值的做法，而致力于创造共享价值；同时，企业所采取的共享价值措施中不少是政府部门出台相关政策的结果，因此，政府应更多地站在既有利于企业也有利于社会的共享价值角度来考虑相关政策的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