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天津近郊的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虽然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但当地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生活方式的改变是政府推动土地流转的基础和前提；政府则通过对土地的整合及重新规划，推动了当地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水平提升，也加快了农民身份的转变，并为失地农民提供了相应的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农村集体土地的流转是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农民就业转型的需要，而政府主导的土地流转可以更好地促进当地产业结构的演化升级和农民的就业转型。

摘要:我国一些地方政府为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采取了就业培训券模式，但在其运行中存在一些问题，培训的针对性与实用性仍显不足，难以有效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应以就业培训券为政府工具，引入用人单位和第三部门，构建就业培训多元合作模式。通过多元合作机制，实现培训市场与就业市场的衔接，拓展农民工就业与培训信息的获取渠道，增强农民工就业培训的针对性与实用性，促进农民工就业。

摘要:在我国，随着社会保障事业的推进，如何保障社会保险的资金来源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一道难题。对此，学界和实务界关于社会保险是否应当费改税一直存有争议；而2010年10月出台的《社会保险法》采取了保守做法，依然沿用了通过缴费筹集社会保险基金的方式。然而，从长远计，社会保险费改税的制度变迁既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也有坚实的现实需要。因此，应积极面对我国当前社会保险费改税的现实障碍，寻求各方利益的平衡和制度之间的协调，适时地、渐进地推动社会保险费改税，以全面缓解和克服目前因社会保障缴费体制不合理所带来的问题，更好地推动我国“普惠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

摘要:近年来房价上涨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房价在中国不同区域差异很大。房地产对社会发展而言存在财富累积效应，能促进经济增长，但房地产市场一旦出现非理性行为，则会产生房地产泡沫甚至引发金融风险。土地财政、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供需双方的价格预期以及国内金融支持和国外资金流入，是导致我国房地产扩张过快的主要因素；同时，中央政府的经济政策对房价的调控效果受到地方政府、开发商、银行等利益集团的制约。因此，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应找到一个合适的均衡点，不能引发短期的经济衰退，更不能膨胀泡沫。从长期来看，不能把房地产作为一个支柱产业来发展，应积极发展新兴产业和培植新的支柱产业；同时，要加快税收体制改革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摘要:伴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是失业率的居高不下，以至出现了所谓的“增长型失业”。从劳动力的供给方面看，由于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国有企业改革、隐性失业的显性化、自愿失业以及高校盲目扩招，使劳动力供给未能适应经济转型的需要；从劳动力需求方面看，我国第二产业比重过高，而第三产业比重偏低，且产业结构的偏离度高，产业结构的扭曲导致就业吸纳能力降低。因此，我国的“增长型失业”实质是“结构性失业”，必须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采取多种措施：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改变对二元经济转型和城镇化的片面理解，积极探索国有企业改革的新路子，改革当前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与模式，并不断完善失业统计核算制度。

摘要:根据76篇关于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文献的研究结果，运用元分析技术，再研究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克服单一研究中存在的样本代表性不够或样本量不足等问题。首先汇总估计企业内部和外部社会资本在结构、关系、认知三个维度上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系数，进而运用回归分析，在控制社会资本不同维度的相关性后，检验不同维度的企业内、外部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相对强度，结果表明：企业内、外部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在内部社会资本中，认知维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明显大于结构维度和关系维度；企业外部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无明显差别。

摘要:三大机构的评级很大程度是站在发达国家立场，所采用的评级方法也过于陈旧，其在主权信用评级市场的垄断地位理应破除。2010年，大公国际首次公布了对50个国家的信用评级，试图打破三大评级机构的垄断及其固有评级模式，建立一套新型的评级体系。大公国际进行主权信用评级的指导思想与三大评级机构不同，核心评价指标也存在很大差异，评价结果也有明显不同：对政治稳定、经济表现优秀及前景良好的新兴市场国家的评级高于三大机构，而对一些经济发展缓慢、债务负担日益沉重的发达国家的评级则明显低于三大机构。这反映了大公国际与三大机构评级理念的根本差异：不以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体制作为划分标准，更注重一国经济发展的前景。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分工日益深化，越来越多的公司采取服务外包这一新兴商业模式。金砖四国作为新兴经济的代表和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在承接服务外包上大有作为。目前，金砖四国中，印度承接服务外包的实力最强，中国其次，俄罗斯和巴西稍弱，四国都应该针对各自在服务外包承接上的劣势采取一定的措施，大力培养从事外包产业的专业人才，并建立起促进外包产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对中国来讲，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改善商业环境；完善人才培养模式，优化人才供应结构；有重点地开拓国际服务发包国的市场；并加快科研成果的市场化和产业化。

摘要:分析2000—2010年中国与韩国双边服务贸易G-L指数和MIIT指数，结果表明：中韩两国在运输服务、旅游服务和通讯服务等部门呈现出较高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但在其他商业服务和政府服务等部门则以产业间贸易为主要；从动态变化的角度来看，两国服务业的边际贸易有明显趋向于产业间贸易的变化趋势，说明中韩服务业存在较强的互补性。劳动和资本要素对服务业比较优势和贸易格局的影响在逐渐减弱，而政府的产业政策逐渐成为决定服务贸易竞争力和贸易格局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应采取积极的产业政策，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改善贸易结构。

摘要:采用洛伦茨曲线、基尼系数、泰尔指数、非参数分析法及Shorrocks转换矩阵对1978—2009年新疆区域经济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新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呈逐渐加大的趋势，其主要是由于新疆不同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同时，新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在区域经济格局越来越稳定的惯性中发生的。根据对新疆区域经济差异影响因素的分析，应加大对新疆固定资产投资，并注意投资区域布局的合理化；加快新疆教育事业发展，努力实现教育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加快新疆产业结构的调整，推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

摘要:在两岸三地经济合作深化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大中华区迫切需要建立起具有竞争力的国际金融中心。基于要素禀赋等理论，可以以上海、香港、深圳、厦门、台北5个城市为金融中心建设大中华区金融“金三角”。这一以城市集群为主体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新模式，不但可以大大提高大中华区内部的资源配置效率，而且可以形成一个能与传统大型国际金融中心相抗衡的新国际金融中心。大中华区金融“金三角”战略布局宜采取政府推进模式，由两岸三地政府主导这一进程；目前的主要措施在于推进统一的电子交易平台建设，开展金融监管交流与合作，并以深圳前海为试点形成有效的风险控制机制。

摘要:分税制改革后，我国形成了增值税和营业税并存的局面，分别在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中占据主要地位，这对市场经济的运行造成了一定的扭曲，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转型，因此增值税扩围改革势在必行。增值税扩围意味着营业税最终被取消，建立这样一个新体制对既有利益分配格局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一改革中如何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将是增值税扩围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本文主要对近年来国内学者关于增值税扩围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以期能为改革实践和有关研究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