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反贫困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为世界反贫困作出了巨大贡献。我国的扶贫制度设计主要是建立在“道德人”的人性假设基础上的，从而导致了扶贫过程中的权力不受监督以及民主的缺失，进而降低了扶贫绩效。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基于“道德人”的制度安排因扶贫实践中出现的各种不端以及腐败行为而失去解释力，使得以“经济人”的属性来看待政府扶贫行为成为必要。当前，重要的工作是建立和完善扶贫绩效评估制度、扶贫参与制度和扶贫权力约束制度，以进一步规范扶贫行动。

摘要:新区的成立对我国行政体制的变革与探索具有独特的意义，承载着引领行政改革取向的重要使命和责任。现行的两江新区行政体制明显延续和继承了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采用的管委会模式，并创新性地成立了开发公司；但两江新区管理委员会并非一级政府，与北碚、渝北、江北三个区政府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而行政体系的不统一，可能会导致政令不统一，进而不利于行政效率的增进。走向一级政府模式是两江新区行政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当然，新区行政体制改革应进行策略选择，由易到难，分阶段进行。

摘要:对陕西省西乡县“大学生村官”年度考核结果与其个体特征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考核等级与籍贯、学历学位均有显著性负相关，与专业有一定的正相关，但与性别、政治背景不相关。因此，村官选聘时应放低对政治背景的要求，并适当提高专科生的招聘比率；村官培训中应注重提高其处理村级事务的行政能力；此外，村官退出机制应逐渐与公务员考试、研究生考试断开联系。

摘要:运用断点回归方法对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圈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圈之内的地区的城市化水平比城市圈之外的地区高1到2个百分点，而城市圈对农耕面积、教育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等可能影响到收入差异的变量没有直接的影响。进一步运用二阶段最小二乘的方法估计由于城市圈形成所导致的城市化水平变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论是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城乡二元经济导致的一些制度性的障碍以及城乡金融发展的不平衡是目前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因而应尽快消除阻碍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并不断完善农村金融体制。

摘要:对河南省18个地级市2004—2008年的实证分析表明：在控制了城乡收入差距、工业化水平、医疗服务状况之后，我们仍旧能够观察到由城市偏向的教育支出导致的人口城市化。这个结论的意义有两个方面：一是从局部均衡的角度来看，政府可以在一定的范围与程度内，自主调节城市化的速度与节奏；二是从一般均衡的角度来看，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一个长期的目标，其实现的过程可能较为艰巨，需要不断进行深入的研究和长期的努力。

摘要:户籍制度改革是中国城乡二元制度改革、缩小二元差距的牛鼻子，以户籍制度改革推动社会制度改革是中国未来三十年社会制度改革的重心。重庆市推进以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为切入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是中国社会制度变革的一个试点和示范。但是城乡二元制度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巨复系统，制度之间相互约束；同时制度改革隐含巨大的改革成本。重庆市一方面要循序推进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同时在已有土地制度、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农村教育制度等系列改革基础上，还应推出农村退休养老保障制度、农村承包地退休退出制度、农村住房保障制度等关键制度，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削弱和消除因制度原因造成的农民工市民化心理障碍。

摘要:根据2009年中、2010年初和2010年中对全国246村3 656农户的3次调查与回访资料，对家电下乡政策实施情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家电下乡政策的惠农效应初步显现，农户购买下乡家电的数量大幅增加，消费结构也有所改善；同时，补贴兑付程序相比以前更加简易，农户对家电下乡政策评价高；但下乡家电质量等问题也逐渐在增多，农户对家电下乡政策的满意度和对下乡产品的信任度有所下降。为进一步实施好家电下乡政策，还需加大政策宣传力度，调整下乡产品结构，保证产品质量，完善相关政策和农村基础设施。

摘要:实现农村土地的合理流转是统筹城乡发展和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而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土地流转中介组织的健康发展是农村土地合理流转的必要条件。但当前我国学界关于农村土地流转中介组织的研究较少，而且相关的研究存在一定的缺陷和问题，亟待解决和完善。今后的有关研究中，一方面，应拓展研究视角，创新研究方法；另一方面，研究内容应力求完整性、系统性和理论性的统一；同时，对农村土地流转中介组织的研究还要注重指导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结合。

摘要:价值本质、价值源泉和价值尺度是价值论的三个基本问题，它们决定价值论的性质，并通过价值论决定经济学的性质。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有两种路线，逐渐演化出两种对立的价值论和经济学体系。两种经济学在理论和实践中的隔阂和对立使价值论以不同的方式退出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社会实践对两种经济学的融合与突破提出了迫切需要，也提供了现实条件，这就要求对价值论展开广泛深入的研究。

摘要:中国移动通信业的价格竞争，经过了无价格竞争阶段、显性价格竞争阶段、隐性价格竞争阶段、后价格竞争阶段的演化，体现了制度调节与市场选择并行的内在规律性，也增进了市场协调、提高了市场效率。中国移动通信业价格竞争具有非合作博弈的特性，行业管制与市场选择共同推动了竞争的有序化。因此，要实现中国移动通信市场的有效竞争，市场机制的作用是有限的，还离不开适当的政府行政参与下的不对称管制政策，而且不对称管制政策也需要根据市场变化进行调整和改进。

摘要:考察英、美、德、日四国“世界制造业中心”地位的成因、表现和历史演变，并通过“世界制造业比重函数”进行分析，发现：目前“世界制造业中心”呈发散性发展，拥有“世界制造业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主动参与制造业的转移，跨国公司在“世界制造业中心”转移过程中的作用愈发突出，制造业的转移是有梯度的转移。与此同时，世界制造业进入缓慢通道，高收入的发达国家仍在制造业领域占据优势；除技术创新外，生产经营模式不断创新，制造和服务的结合更为紧密；更加强调环保节能，注重“绿色制造”。中国在“十二五”期间，应趋利避害，借助“世界制造业中心”转移的新趋势，实现自我的产业升级，并在世界制造产业链上占据有利位置。

摘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始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迅速蔓延至全球。在这次危机期间，各国贸易保护措施的使用显著增加。由于经济、政治和法律背景发生了深刻变化，同时各国政府吸取了历史教训，当前的贸易保护主义与以前相比呈现出一些新特点，虽然其并未对当前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产生太大的影响，但其潜在危害性也不可忽视。尤其是中国成为了各国贸易保护措施最频繁的目标指向，我们应深入研究新形势下贸易保护主义的特点与趋势及其对目标国的影响，寻求积极的应对策略。

摘要:英国土地管制的效果明显，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互动下，中央与地方土地管理制度相融合，其土地管理体系具有较强的制度优势。而我国当前的土地管制中存在诸多突出难题，借鉴英国土地管制经验对我国构建科学合理的土地管理体系大有裨益。应进一步优化我国土地利用规划体制，构建土地规划、土地利用及增值收益的良性互动和协同机制，调整土地出让金征收及土地收益账目管理，并完善国有土地管理信息共享机制。

摘要: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方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两岸经贸交流，产业内贸易就能体现这种经贸交流关系。利用HS分类方法将农产品分成4大类和24章，分别计算1996—2009年闽台每类农产品和农产品整体的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结果表明闽台农产品水平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而垂直产业内贸易水平较高，其产业内贸易的增量主要是由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带来的。应进一步发挥闽台间的“小额贸易”优势，降低闽台农产品质量差异；福建则应提高农产品质量，有针对地满足台湾消费者的需求，也要发挥传统优势，并积极学习台湾农业生产的管理模式。

摘要:城市化发展的动力可以划分为利益动力、产业发展动力和其他动力。为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提高重庆城市化水平，需要对推动该地区城市化发展的各种动力进行分析。应用灰色关联方法分析重庆直辖以来各城市化动力在其城市化发展中的作用大小，结果表明，城乡间存在的经济利益势差是其城市化最主要的动力，区外的拉力作用强于区内产业发展的拉力作用，农村推力作用显著，而非经济利益动力，特别是教育环境的吸引也起一定作用。应健全重庆全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积极引导农村劳动力由外流向内化转变，同时还要加快农村发展和强化城市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应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