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能源消费的增长会促进工业产出的增长，但也会阻碍工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将能源作为生产要素引入C-D生产函数，利用中国2000—2014年工业及其内部各行业的相关数据，测算能源消费和其他要素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并运用LMDI能源强度分解模型分析技术进步和结构转换对工业能源强度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工业增长具有“资本和能源双驱动”的特征，能源产出弹性接近同期资本产出弹性，远高于劳动产出弹性，要素贡献则表现为“资本和能源为主，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为辅”；工业能源强度不断降低，但下降幅度趋缓；工业能源强度的降低得益于各行业普遍的技术进步，但通过技术进步进一步降低能耗已越来越难；工业结构升级进展缓慢，高耗能产业增加值比重不降反升，结构因子对能源强度降低具有负作用。因此，未来要进一步降低工业能源强度，必须重点推进工业内部结构调整和升级，减少工业发展对能源的依赖程度。

摘要:近年来PM2.5指数的上升严重影响到人们的健康和生活质量，成为广泛关注的焦点。基于OECD和WTO开发的世界投入产出表，比较中国与欧盟主要成员国各行业生产和最终产品出口引致的PM2.5来源气体排放量及其完全排放强度，并对出口排放量的变化进行SDA分解，分析表明：1995—2009年，中国生产和最终产品出口引致的PM2.5来源气体排放量分别增长了约88%和97%，而欧盟主要成员国除丹麦外均实现了负增长，中国各行业的PM2.5来源气体完全排放强度也远远高于欧盟主要成员国；中国PM2.5来源气体排放量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出口的增长，投入产出结构变化也一定程度导致排放量增加，而排放强度的降低则减少了排放量；欧盟主要成员国虽然出口也有不同幅度增长，但由于投入产出结构的优化以及排放强度的降低，其排放量实现了负增长。应进一步降低污染物排放强度，优化产业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以有效减少PM2.5来源气体排放量。

摘要: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一系列的深刻变化。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扩大内需、“一带一路”及“四化”同步发展战略等给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难度较大、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人口和劳动力素质偏低、生态环境恶化、节能减排压力大等，又使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面临新挑战。西部开发依然位居国家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四大总体战略之首，“一带一路”新战略昭示了西部地区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新方向和新蓝图；西部开发需要切实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也需要东、中部地区给予更多实质性支持；西部地区要增强自我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走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现代特色产业发展之路。

摘要:推动区域工业转型升级，优化工业区域结构，对于增强我国工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转变地区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关键性作用。“十一五”以来，我国工业经济区域结构总体趋于均衡和协调，但同时也面临着不少问题和挑战，主要包括重工业化趋势延续、工业空间分布存在低水平扩张和重复建设、产业集中度较低、区域工业增长方式粗放等。新形势下，特别是面对日益趋紧的资源和环境约束，优化工业经济区域结构要通过加强规划引导和政策支持、积极引导产业转移、加快推进地区工业转型升级、建立和完善区域合作协调机制等来实现。

摘要:中国所有制改革初期的动力来源于“稳定”和“发展”两大诉求，并在“扶助型政府”的领导下选择了先增量改革、后存量改革的改革路径。目前，中国国有经济的高利润主要来源于垄断所带来的超额利润，且其生产效率仍然低于非国有经济。政府的不恰当干预造成国有经济在某些行业的过高垄断，进而导致市场竞争的扭曲和的国民经济的损失。因此，我国的所有制结构转轨历程还未终结，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所有制结构调整，即弱化和消除国有经济在所有非自然垄断及战略性行业的垄断。深化所有制结构调整，重点在存量调整，必须解决改革中既得利益者的权力寻租问题。但是，目前中国深化所有制改革的动力不足，应通过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建设来凝聚经济体制改革新动力。

摘要:从需求角度运用结构分解分析法研究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外部系统的贡献率要远大于生产性服务业自身的贡献率。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低，内部结构不合理，传统生产性服务业比重过高，新兴生产性服务业比重偏小；而新兴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不仅直接影响了生产性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且还抑制了传统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也影响到第一、二产业以及第三产业非生产性服务业的结构调整与升级，进而又限制了外部系统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只有促进新兴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实现传统生产性服务的改造和升级，才能实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工业之间持久的相互促进作用，进而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摘要:自国家实施东部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的区域发展战略以来，各地区的产业结构、要素配置效率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本文利用1997—2008年各省区的面板数据，运用Shift-share模型将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迁从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来，度量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研究发现：近10年中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得益于产业内技术效率的提高，但结构变迁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也不可忽视；西部的产业结构调整是有效的，而东北三省的产业结构调整并不理想；各区域内部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呈现分化的趋势。研究表明劳动力要素配置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产业结构的调整仍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摘要:应把中国经济置于世界经济的大环境中，用中长期的眼光审视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组合。在目前国际金融危机蔓延的背景下，需要在扩大内需与结构调整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要在结构调整的框架中寻求扩大内需的政策组合，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摘要: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国内消费需求的不足使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减缓,这给中国宏观经济带来的最严重的问题是就业问题.对此,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做出了相应调整:从淡化总量政策到强化总量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从反方向的组合向同方向的组合转变,汇率政策从人民币升值的方向转向贬值的方向,从近期的刺激需求逐渐转向兼顾活跃和改善供给.2009年的中国经济会比2008年更困难,未来两三年的中国经济将比较困难,但未来的二三十年,中国经济应该是保持高速增长.

摘要: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一直是当今社会关注的焦点。我们运用带结构变量的经济计量模型研究我国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改革开放前后经济结构变化对电力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稳定的关系,产业结构调整对提高电力使用效率、节约电力有积极的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我国的电力利用效率必将有更显著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