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缓解“三农”发展的信贷约束，并产生显著的发展主体培育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和消费市场扩大效应，从而促进县域乡村振兴。构建县域层面的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采用2014—2022年1 615个县域的面板数据分析表明：我国县域乡村振兴水平持续提升，区域差距先扩大后缩小，到2022年东、中、西部的平均水平已十分接近；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县域乡村振兴，且三个维度的促进效应均显著，其中使用深度的影响最大，覆盖广度次之，数字化程度的影响最小；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农业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农民消费水平3条路径来促进县域乡村振兴；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促进效应在数字基础设施水平较高的县域和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县域中更强。因此，应营造良好的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生态，探索数字普惠金融多元化场景，重视乡村的“硬件”完善和“软件”提升，改善创业环境，促进农业升级，强化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

摘要: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促进了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产生和发展，有利于家庭通过参与更多更高质量的生产活动来增加收入。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年、2015年、2017年、2019年4期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显著提高了试验区内的家庭收入，该作用主要通过增加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来实现，且对收入水平较低家庭的增收效应更强；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可以通过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创业发展两条路径来增加家庭收入；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对家庭总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提升作用在城市家庭、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家庭中更显著，而对经营性收入的提升作用在农村家庭、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家庭中更显著；城市家庭、社会资本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家庭的增收效应主要通过增加工资性收入来实现，而农村家庭、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家庭的增收效应主要通过增加经营性收入来实现。因此，应当积极推进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充分发挥大数据发展的家庭增收效应和家庭收入差距缩小作用。

摘要: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缓解金融排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并能够通过增强县域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和潜力促进劳动力的净流入，从而提高县域经济发展水平。采用2014—2020年1 754个县域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分别以人均GDP、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劳动力净流入率衡量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劳动力流动，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且数字普惠金融3个维度的发展均具有县域经济发展促进效应，其中覆盖广度拓展、使用深度加深、数字化程度提高的促进作用依次递增；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县域和贫困县经济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普惠性和亲贫性，有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促进劳动力流动的路径来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应积极推进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尤其要加快欠发达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并统筹制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和劳动力流动引导政策，通过要素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摘要: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金融市场效率改善要素配置扭曲状况，进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采用2011—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引入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扭曲指数，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要素扭曲，而要素扭曲的改善会显著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于数字化程度，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型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要素扭曲改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效应在东部地区和大城市更显著。因此，在资源环境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硬性约束条件下，国家应大力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促进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有效整合，进而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