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平台垄断是数字经济在其迅猛发展过程中暴露的突出问题之一，防范数字资本无序扩张、引导数字平台良性发展需要明晰平台垄断形成的机理。鉴于平台租金是数字平台谋利的主要方式，基于数字劳动的产生及其特征探究数字平台租金的生成及其特性，为正确认识和对待平台垄断提供了一条可行路径。本文以马克思地租理论为依据，剖析数字平台租金的“一般”和“特殊”：首先，通过溯源“平台”概念明晰信息的特征及其在平台形成和发展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并结合从马克思地租理论中抽象出的“租金一般”规律，阐明平台租金源自平台对信息所有权的垄断，表现为平台内外生产效益的差异化，并因优质平台稀缺引致的经营权垄断而得以长期维系，此为“一般”；其次，不同形式的租金映射着不同技术条件下的劳动方式，数字技术革新使得劳动方式发生显著变化，无目的的劳动、非物质化的劳动对象以及复杂化的劳动资料成为现实并构成数字劳动的主要特征，相应的，数字劳动使得数字平台租金直接表现为数据租金，呈现出指数积累和两极分化的态势，并具有一定的技术壁垒和受众惯性，此为“特殊”；此外，数字平台的各租金形式处于动态的历史关联之中，并必然地演变为垄断租金。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一个双边垄断模型，用以解释数字平台的垄断机理：一方面，数字平台向非经营性用户隐性地收取产品租金，并处于天然的垄断地位；另一方面，数字平台向经营性用户收取显性的货币租金，并迅速转变为垄断租金；进而，个别数字平台依托自身的行业垄断地位，不断尝试建构生态垄断，以期持续性地再生产出新的垄断关系。上述分析为有效规制数字平台垄断提供了以下思路：在短期内，需优化税制结构并考虑增设新税种，如数字资源税；在中期内，应注重规范数字经济秩序，保障数字平台的使用秩序、竞争秩序和经营秩序持续改善；在长期内，破解数字平台垄断这一现实难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实现数字平台以至数据要素的公共占有，因而需要循序渐进地推动公共信息平台的高质量发展。

摘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实际上论证了财富由劳动者获取才合正义。马克思认为劳动工具因劳动而为工具，劳动对象因劳动而为对象，按正义要求，劳动工具与劳动对象应由劳动者获取，至于最原始的生产条件，如土地，应由与此共生之人群获取，即应由部落、民族、国家的人民共有。马克思认为劳动的根本意义决定了劳动既是劳动者的基本人权，也是有劳动能力者应履行的基本义务，劳动权利、义务及公正分配是财富生产主体正义的实质所在。马克思指出劳动是人类出于一定动机，经过一定过程，生产出一定财富的活动，财富生产本身正义的基本要求是劳动动因（目的与动机）及过程合正义。马克思财富生产正义论的精神实质是劳动正义，根本旨趣是增进人民的幸福。

摘要:恩格斯对待《资本论》的态度是将其看做科学作品和历史作品的统一，坚持由“科学品性”提升“历史品格”——这就是对唯物主义路径的着重阐发；恩格斯进而希望通过自己的扎实辛勤工作，全方位展示他和马克思共同的理论思维——辩证法，用以“伟大逻辑”的建构。要之，恩格斯的工作和《资本论》方法关联的线索有三：一是以《自然辩证法》研究和《资本论》商品章“工作呼应”，希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彻底肃清“蒲鲁东主义”；二是坚持《资本论》的由“自然过程”向“历史过程”进军，对其总体方法论和理论逻辑主张——自然历史过程——进行学理性阐发，又主要归结于发生学的工作逻辑；三是恩格斯晚年的历史唯物主义思考，以耄耋之年推动“《资本论》增补”工作，进行巨大的认识推进。换言之，从广义的工作角度看，恩格斯是尝试把《资本论》当作马克思自身要完成而未能完成的“《辩证法》”（即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全面预演。经由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化的“辩证法”努力，《资本论》逐渐成为指导科学思考和进行意识形态战斗的武器，这为《资本论》“俄国化”和“中国化”打下了牢靠的基础。

摘要: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出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利益分析方法在对马克思利益分析方法的继承与发展中呈现出当代流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利益分析方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得到整体运用，体现了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变化，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借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利益分析方法可以发现，旧常态发展导致新的利益失衡形成，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内在动因。

摘要: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基于风险理性的财政改革要求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为指引。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财政改革要从“此岸世界”到“彼岸世界”，并无现成的模式可以借鉴，唯有通过实践来实现，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路径有一个很重要的做法是先试点后推广。渐进式改革是要根据客观实际的变化在一定的条件下逐步释放改革措施，这是基于马克思主义量变和质变原理的改革路径，增值税改革就是渐进式改革的典型案例。“否定之否定”原理说明适时变与不变应基于事物变化的情况特别是风险的变化来考虑。这一点在我国收费制度的改革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说明改革不能搞一刀切，这在我国财政体制改革推进过程中非常明显。“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是调动两个积极性的重要哲学基础。服务于国家治理目标的财政体制改革，应当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引，根据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做出优化调整。

摘要: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创新探索和现实转向提供了理论依据。以此理论为逻辑主线，深入探究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现状，其主要面临着以下困境：人与社会之间矛盾导致供给侧结构性失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领域发展失衡；城乡、区域、贫富引发社会民生和阶级阶层问题交织叠加；人与自然之间矛盾导致共生发展遭遇瓶颈；经济社会发展动力不足致使转化衔接不稳等。为此，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以新发展理念推进社会各领域协调发展，以及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在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指导下逐步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难题，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摘要:随着时代变迁和背景转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自诞生以来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但其根本原则和核心内容仍然是生产关系演进与生产力发展的自觉统一；在其指导下的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也在社会经济实践的推动下，经历了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之间紧密联系、互相促进，其创新发展必须根植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中。

摘要:现代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各有优势，但均需要创新发展，政治经济学创新需要实现从体系创新到范式创新的转变。“国民幸福论”的提出有着丰厚的经济学思想渊源，也必将助推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中国学者对政治经济学创新的话语权较大，应该首先考虑用“国民幸福论”助推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创新。“国民幸福”是有较大理论创新空间和对新问题解释力的概念，符合市场与政府力量相结合的学术架构要求，可以开拓出历史阶段分析、数学分析、社会调查样本分析等多学科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法论创新空间；中国特色的“国民幸福论”遵循政治家与理论界共同创新的路径，必将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创新。

摘要:“共同利益—特殊利益”的矛盾分析，是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的重要内容，为考察利益关系提供了科学的分析视角。社会主义制度下，“共同利益—特殊利益”体系中共同利益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共同利益的根本在经济层面，主体是人民群众，最基本内容是保障民生，最高实现形式是共同富裕。在我国的改革进程中，“共同利益—特殊利益”体系呈现出“倒逼—错位—失衡”的演变路径，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纠偏利益关系失衡：以共同富裕为根本原则，以民生为导向，强化共同利益的主导地位，并通过加强政府干预和规范权力运行来抑制特殊利益的过度膨胀。

摘要:当代主流经济学的工具主义的贫困以及美学的世俗转向使得经济美学的建立成为可能。但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经济美学的研究甚少。本文从经济学的价值美和经济学的工具美两个方面阐述了马克思经济美学的思想及其当代意义。马克思经济学兼具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特点，它是通过研究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来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既是马克思经济学发展的目标，同时也兼具美学内涵，成为马克思经济美学的核心思想；此外，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蕴含着“简洁美”与“和谐美”等美学特征。在今天，马克思经济美学思想对“以人为本”发展观以及和谐经济观的建构仍然有着重要的理论借鉴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