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企业数字化转型是系统性的数字赋能过程，能够对企业的生产力要素、动态能力和供应链整合产生赋能作用。采用2011—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的新质生产力以及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新质劳动对象水平，显著增强了企业的适应能力、吸收能力、创新能力和整体动态能力（这些能力的增强显著提升了企业的新质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了企业的供应链外部、内部和整体整合水平（这些整合水平的提高显著提升了企业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即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赋能生产力三要素、动态能力、供应链整合来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制造业、非高技术行业、中西部地区、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创新能力较强地区更强。因此，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应重视生产力要素、动态能力和供应链整合的数字化提升，以充分发挥数字化转型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

摘要:低碳城市试点在挤出高碳领域外资的同时也会促进低碳领域的外资流入，从而优化外商直接投资结构。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低碳城市试点对高碳领域外商直接投资的抑制效应减弱，而对低碳领域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效应增强。采用2005—2021年26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显著抑制了试点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增长，并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的路径对外资流入产生了抑制作用；低碳城市试点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在东、中、西部地区分别表现为不显著、显著抑制、显著促进；低碳城市试点对经济规模较小城市和资源型城市外商直接投资的抑制作用更显著；第一、二、三批低碳城市试点的外商直接投资效应分别为显著抑制、影响不显著、显著促进，表明随着低碳化转型的推进，低碳城市试点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由抑制转为促进；“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强化了低碳城市试点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抑制作用。因此，应加强环境规制，优化投资环境，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并加快数字化转型，在推动经济低碳化转型的同时提升外商直接投资结构。

摘要:环境战略升级（从被动的反应型向主动的前摄型转变）有助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数字化转型在驱动企业环境战略升级的同时，还能通过降本增效赋能企业环境战略升级。采用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3—2022年的数据，通过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发现：环境战略升级企业比环境战略未升级企业具有更高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表明环境战略升级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数字化转型水平提高对企业环境战略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化转型水平较高企业环境战略升级具有更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表明数字化转型可以驱动和赋能企业环境战略升级；绿色金融创新发展会弱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战略升级的驱动作用、增强环境战略升级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而“重污染”的生产属性会限制企业环境战略升级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发挥。因此，应以数字化转型加快企业环境战略升级，以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充分发挥企业环境战略升级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并重点助推重污染企业的绿色转型。

摘要:数智化创新政策有利于企业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并能够优化供应链配置、加速数字化转型、促进数字技术创新，从而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以“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为准自然实验，采用2013—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和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政策效应分析，结果发现：数智化创新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了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数智化创新政策能够通过促进企业供应链配置多元化、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数字技术创新水平3条路径来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数智化创新政策的企业新质生产力提升效应存在城市和企业异质性，表现为在东部地区城市、中心城市、大城市以及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较低企业、非国有企业中显著，但在中西部地区城市、外围城市、中小城市以及大型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较高企业、国有企业中不显著。因此，应积极实施和推广数智化创新政策，加快数智基础设施建设，深化市场化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促进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有效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摘要:作为资本市场中的风险防范工具，董责险既可能监督激励管理者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也可能诱发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以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采用2012—2022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分析发现：购买董责险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表明监督激励效应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购买董责险促进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升和融资约束程度下降，表明董责险的监督激励效应通过风险承担机制和融资约束机制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购买董责险对企业的管理费用率和总资产周转率没有显著影响，表明董责险的机会主义效应未能发挥作用，不能通过管理者自利机制来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董责险的数字化转型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公司治理较差企业和金融发展较差地区企业中更为显著，表明董责险能够弥补产权制度、公司治理和金融环境的不足，有效促进存在某些劣势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因此，应积极推动董责险市场健康发展，充分利用董责险的监督激励效应及其与产权制度的协同作用、对公司治理和金融环境的补充作用，有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摘要: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1年数据的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总收入、劳动收入份额、管理层与普通员工薪酬差距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高技能和高学历员工占比、风险承担水平，并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表明数字化转型具有产出增长效应、结构优化效应和风险加剧效应，从而可以对企业的收入分配产生增加收入、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拉大内部薪酬差距等多维度影响。此外，管理层权力增强会强化数字化转型对薪酬差距的拉大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收入和薪酬差距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强，对科技型企业收入分配的影响比非科技型企业更强。分位数回归显示，数字化转型要在达到一定程度后才能显著促进企业收入增长，随着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趋于增强，而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拉大作用趋于减弱。因此，应在积极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同时合理约束管理层权力，利用数字化做大“蛋糕”并分好“蛋糕”。

摘要:基于27篇重要文献筛选出企业特征、治理特征、地区特征3个维度的18项变量，采用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识别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分析表明：总体上看，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最为关键的5个因素依次为企业规模、企业年龄、经济发展水平、数字基础设施、专利存量；企业特征维度的关键因素为企业规模、年龄和专利存量，治理特征维度的关键因素为董事会规模、股权集中度和拥有IT背景高管，地区特征维度的关键因素为经济发展水平和数字基础设施。不同类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影响因素存在异质性：数字化水平较低企业受企业年龄、市场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更大，数字化水平较高企业受专利存量的影响更大；非高新技术企业受数字基础设施的影响更大，高新技术企业受市场化水平和专利存量的影响更大；管理者目光长远企业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更大，管理者短视主义企业受市场化水平的影响更大；国有企业受市场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更大，非国有企业受企业规模和年龄的影响更大；中心区企业受企业年龄的影响更大，非中心区企业受数字基础设施和专利存量的影响更大。因此，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着力点应放在助推企业做大做强、支持中小及新建企业、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深化市场化改革、促进企业创新等方面。

摘要: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拓展和优化了创新网络，也使创新网络在创新驱动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基于网络结构洞理论，从创新合作网络和创新知识网络（双重创新网络）角度分析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强企业在创新网络中的“桥梁”作用来提升企业创新效率的机制，并采用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3—2021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其创新效率，该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双重创新网络结构洞是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中介变量，即存在“数字化转型水平提高→双重创新网络结构洞增加→创新效率提升”的影响路径；企业组织韧性提高能够强化数字化转型对网络结构洞的正向影响，但对网络结构洞影响创新效率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因此，应积极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拓展和优化创新网络来促进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并不断提高企业的组织韧性以有效化解转型风险。

摘要:企业高质量发展需要以数字化转型带动绿色化转型。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外部监督效应提高企业绿色化转型意愿，通过信息改善效应增加企业绿色化转型资源，通过生产智能化效应提升企业绿色化转型能力，从而促进企业绿色化转型。以2010—2022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技术创新、生产水平、环境保护、社会评价4个维度的8项指标综合评价企业绿色化转型水平，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化转型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促进效应在高科技企业、非重污染企业、非西部地区企业中更为显著；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媒体关注度、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生产智能化水平等路径来促进企业绿色化转型；政府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会强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化转型的促进作用，但该调节效应在重污染企业中不显著。因此，应重视和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大力推进信息平台建设，以数智化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完善环境规制制度体系，有序推进企业数字化和绿色化协同发展。

摘要: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信息环境改善效应、公司治理完善效应以及融资约束缓解效应，从而能够优化企业的投资决策，促进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提升。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调节效应模型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会增强企业投资水平与投资机会的正相关性，表明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提升；数字化转型对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代理问题较大、融资约束较强企业具有更为显著的资本配置效率提升作用，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缓解企业的信息不对称、代理问题和融资约束等提升资本配置效率；对于研发强度较高、金融化程度较高、银企关联程度较低、成长期、规模较小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更为显著的资本配置效率提升作用；数字化转型还可以显著促进企业的会计业绩提升。因此，企业应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并积极改善信息环境、完善公司治理、缓解融资约束，以更好地把握投资机会，提高投资决策质量和资本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