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偏高，不利于内需增长。数字金融的出现和发展为降低家庭储蓄率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但现有文献对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家庭储蓄率的机制研究不足，相关经验证据也较为缺乏。本文认为，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提供更多融资渠道和降低融资门槛为家庭承担风险和应对不确定性提供了更多途径和便利，有助于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进而降低家庭储蓄率，且这种效应对于流动性约束较强的家庭（如收入和社会资本较少、预防性储蓄动机较高的家庭）更为显著。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年、2015年、2017年数据和2012年、2014年、2016年城市层面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分析发现：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家庭储蓄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效应显著，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的影响不显著；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会降低家庭面临流动性约束的概率，而面临流动性约束的家庭有较高的储蓄率，因而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的路径降低家庭储蓄率；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家庭储蓄率的负向影响具有显著的家庭异质性，对有预防性储蓄动机家庭、收入较低家庭、社会资本较少家庭的边际影响更大，而对储蓄率很低家庭（储蓄率最低的20%样本家庭）的影响不显著。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做了如下拓展和改进：一是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拓展了数字金融的经济效应和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并为中国储蓄率呈现下降趋势提供了一种解释；二是采用多期家庭储蓄数据和城市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实证检验，为数字金融发展的家庭储蓄率降低效应及其缓解流动性约束路径和家庭异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发展数字金融能够有效降低家庭储蓄率，释放家庭消费潜力，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应积极推动数字金融发展，进一步提高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多渠道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有效缓解收入较低、社会资本较少家庭的流动性约束，促进弱势群体的消费增长。

摘要: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改变，且这种变化会因居民的个体特征及家庭的区位条件差异而不同。采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追踪调查（CHFS）数据的分析显示：家庭人均收入与定期存款占比呈倒U型关系，与总风险资产占比及股票资产占比呈U型关系，表明中国家庭具有较高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当户主年龄由年轻→中年→老年转变时，家庭人均收入与定期存款占比之间的关系由U型→U型→倒U型转变，与总风险资产占比及股票资产占比的关系由倒U型→倒U型→U型转变；本科以下学历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升未能有效降低其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但本科以上学历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可以有效降低其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家庭遭受健康冲击会增强预防性储蓄动机；相比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较低，更倾向于配置风险资产及股票资产。因此，应加快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提升医疗、住房、养老和教育保障力度，有效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而释放家庭金融产品消费潜力，促进现代金融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