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地方政府降低实际税负的税收竞争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要素流入、产业集聚、技术创新以及产业结构升级，进而提高地区经济韧性，但其带来的这一系列问题也可能加剧经济波动，阻碍地区经济韧性提升。以“抵抗力—恢复与适应力—转型力”三维评价指标体系测度城市经济韧性，采用2005—2019年14个城市群183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发现：14个城市群的经济韧性均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但东部地区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中西部地区，导致城市群之间经济韧性差距趋于扩大；地方政府税收竞争显著促进了本地经济韧性提升，并存在吸引要素流入、促进产业多样化、提高创新能力3条影响路径；税收竞争的经济韧性提升效应随着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而增强，并表现出从东到西逐渐减弱的区域异质性，但税收竞争力度过大无益于经济韧性的提升。因此，应理性对待和有效发挥地方政府竞争的激励效应，通过完善绩效考核机制改善政府行为，使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保持在合理的区间内，并积极构建更具韧性的经济和社会系统。

摘要:交通基础设施通过促进地区间要素流动而对经济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采用2005—2015年我国30个样本省域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慢于GDP增长，交通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高于直接效应，高速公路密度和铁路密度的正向溢出效应显著，短期溢出效应尤其明显，但各等级公路密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存在“中部坍塌”现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应实现各地区间的协同，以充分发挥其促进要素流动的作用；同时，要努力减少交通基础设施原材料生产、建设施工和维护使用中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以促进绿色经济发展。

摘要: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协调发展是城乡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问题。在构建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四川省21个市州2007—2012年相关数据，运用“协调度-协调发展度模型”和灰色系统模型GM（1，N），对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发展的协调性进行评价，并揭示其内在驱动力，结果表明：四川省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发展的协调度与协调发展度处于不断提高的过程中，21个市州工业化发展对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协调发展均起着促进作用，但经济发展水平极高和极低市州的城镇化发展对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协调发展具有制约作用。因此，应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发展，制定差别化的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发展政策，全面深化制度改革，形成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协调发展的良性机制。

摘要:全球经济走向与产业演化正逐渐呈现多元化、体系化、合作化趋势。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转型已刻不容缓，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经济转型升级的“排头兵”，在扩大内需基础上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已成为必然。“一带一路”战略促成的地缘经济新格局，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塑造带来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应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推进，打破国际既得利益集团对中国高端产业输出和关键要素输入的封杀，打通沿线国家和地区间硬件和软件层面互联互通的芥蒂，连点成面，立面为体，构建大空间资源整合新体系；要适应沿线国家（地区）国情（区情）及发展状况的非均质性，采取个性化、多样化国际竞争力培育措施，发挥广义资本要素作用，以诚意推动产能转移和合作，注重软权力建设，掌握信用评级主动权。

摘要:运用1998—2007年我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测算资本、劳动配置扭曲指数及企业个体、总体扭曲指数，分析企业要素配置扭曲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并检验要素配置扭曲的主要来源，结果表明：资本配置扭曲指数基本呈上升态势，劳动配置扭曲指数基本保持不变，总体企业扭曲指数略有上升；制造业的要素配置扭曲指数高于其他工业行业，国有、集体企业的要素配置扭曲比其他企业严重，东部地区要素配置扭曲指数高于中西部；如企业能够有效消除要素配置扭曲，则工业企业总体TFP可提高25.56%，东、中、西部地区可分别提高27.34%、20.65%和27.21%，国有与集体企业的潜在TFP增长空间明显高于非公有制属性的企业；资本劳动比提高和规模扩大是企业要素配置扭曲的主要来源，而出口密度、补贴密度、企业年龄、外资因素能够显著缓解企业要素配置扭曲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