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企业数字化转型是系统性的数字赋能过程，能够对企业的生产力要素、动态能力和供应链整合产生赋能作用。采用2011—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的新质生产力以及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新质劳动对象水平，显著增强了企业的适应能力、吸收能力、创新能力和整体动态能力（这些能力的增强显著提升了企业的新质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了企业的供应链外部、内部和整体整合水平（这些整合水平的提高显著提升了企业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即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赋能生产力三要素、动态能力、供应链整合来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制造业、非高技术行业、中西部地区、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创新能力较强地区更强。因此，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应重视生产力要素、动态能力和供应链整合的数字化提升，以充分发挥数字化转型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

摘要:在倒逼效应、资源效应和同群效应等的作用下，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能够通过供应链传导机制影响其上下游企业的新质生产力发展，这种供应链溢出效应不仅受到企业间经济联系的交易成本影响，而且与双方的合作关系和各自的能力相关。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2—2022年的数据分析表明：行为企业（溢出端）新质生产力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目标企业（溢入端，即行为企业的上游供应商和下游客户）的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行为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可以通过降低目标企业供需协调成本来产生供应链溢出效应，且目标企业供需协调成本降低能够强化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供应链溢出效应；当行为企业与目标企业合作频率较高、行为企业议价能力和成长性较强、目标企业吸收转化能力较强时，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供应链溢出效应更强，即供应链溢出是溢出端与溢入端“双向奔赴”的过程。因此，应加强供应链企业间的合作，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企业成长能力和吸收转化能力，充分利用供应链溢出效应加快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整体跃升。

摘要:建设数据交易平台是数据要素市场化的关键举措，能够有效促进数据要素的积累、流通与共享，进而通过引导资源更多地流向绿色领域、推动技术进步更加偏向绿色发展来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以城市建立数据交易平台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272个城市2010—2020年的数据分析发现：数据交易平台建设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其中存在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促进绿色金融发展、促进数字产业集聚3个影响渠道，且城市信用环境的改善和数字经济的发展会强化数据交易平台建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数据交易平台建设能够促进非资源型城市、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对资源型城市和非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抑制作用；数据交易平台建设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在东部地区比中部地区更显著，但在西部地区不显著。因此，应以数据交易平台建设为抓手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改善信用环境，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因地制宜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摘要:企业绿色转型需要持续投入大量资金和资源，并兼具高风险性和高正外部性，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融资约束和委托代理冲突等内部阻碍，同时还面临较强的外部监督和激励；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能够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和委托代理问题，强化外部市场的监督与激励机制，从而推动企业绿色转型。以创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为准自然实验，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9—2022年的数据研究发现：创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转型水平提升，并负向影响企业的FC指数和经营费用率、正向影响公众的环境词条日均搜索量，表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代理成本、提高公众环境关注度等渠道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重污染行业企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企业、环境规制强度较弱地区企业中更显著。因此，应持续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断完善环境规制等正式制度，充分释放社会信用的价值红利，有效助力企业绿色发展。

摘要:企业实施员工持股计划通过赋予员工股票来协调股东与员工之间的利益关系，不仅可以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还能激励员工关注企业的长远发展并主动参与企业的ESG实践。采用2014—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发现：企业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可以显著改善其ESG表现；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能够通过促进绿色化转型、提高员工满意度、抑制管理层短视行为来改善企业ESG表现；实施持股比例较高、存续期较长的员工持股计划能够显著改善企业ESG表现，而持股比例较低、存续期较短的员工持股计划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不显著；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ESG表现改善作用，对重污染企业比对非重污染企业更显著，在信息透明度较低企业、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企业中显著，而在信息透明度较高企业、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企业中不显著。因此，一方面，应积极推动企业员工持股的普及，并在持股比例、存续期等方面进行合理筹划；另一方面，要不断提高地区市场化水平和企业信息透明度，以更好地发挥股权激励的积极作用。

摘要:“沪港通”政策对标的企业的遴选机制和监管强化效应会促使标的企业改善公司治理、加强内部控制、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进而降低标的企业的审计风险和审计费用；“沪港通”政策会促使标的企业基金持股比例增加和盈余质量提升，从而降低标的企业的重大错报风险以及控制风险和固有风险，减少审计成本和审计风险溢价。采用沪市A股上市公司2011—2017年数据的分析发现：“沪港通”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了标的企业的审计费用，该作用在东部地区企业和国有企业中更显著；“沪港通”政策可以通过增加标的企业基金持股比例和提升标的企业盈余质量两条路径来降低标的企业审计费用。因此，应持续推进资本市场有序开放，在强化监管和完善监管机制的同时大力培育优质机构投资者，并引导机构投资者积极参与公司治理。

摘要:大多数新经济地理模型主要关注单要素流动的情形，忽略了对地区间多重要素流动情形的考察，使得对多重要素流动的一般均衡关系研究停滞不前。本文在何雄浪（2014，2019）假定企业家与普通劳动力保持等比例跨区域流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假定企业家和普通劳动力可以非等比例流动，进而在对产业空间均衡进行分析的同时，探讨普通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及其福利效应，并得出以下新的结论：普通劳动力的空间均衡由企业家流动引致效应和贸易成本效应共同决定；贸易自由度处于中等水平时普通劳动力追随企业家流动，随着贸易自由度的进一步提升，普通劳动力流动份额会逐渐降低，贸易完全开放后普通劳动力停止流动；多重要素流动并不能完全消除地区间的福利水平差距，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大量集聚使核心区的社会福利水平远高于边缘区，这种福利水平差距即使在贸易完全开放后也不会消失；随着贸易自由度的提升，普通劳动力福利水平的地区差距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应实施适度差别化的区域一体化政策，着力打造地方品质，积极探索地区间要素双向流动新机制，从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

摘要:采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以及中国海关总署提供的6位数编码商品数据，测算2022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RCEP成员国之间货物贸易的竞争指数和互补指数，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贸易关系的网络特征，研究发现：2015年以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对RCEP成员国的货物进出口增长显著；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RCEP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互补性大于竞争性，贸易发展潜力巨大；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越南、柬埔寨、泰国3国的贸易竞争关系显著，与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泰国、日本6国的贸易互补关系显著；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面临的贸易竞争环境总体较友好，贸易互补环境总体一般；重庆与RCEP成员国之间的贸易竞争指数比四川低，而贸易互补指数比四川高；重庆与四川之间的贸易竞争指数较高，表明两地的贸易结构相似度较高。因此，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应将RCEP成员国作为重要的开放市场，积极拓展RCEP成员国的市场空间，重庆与四川则应协同优化贸易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