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发布促进了我国家庭农场的快速发展，也掀起了家庭农场研究的热潮并一直延续至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家庭农场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如何在新时代实现家庭农场高质量发展给家庭农场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因而有必要对已有的家庭农场研究文献进行梳理总结，为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家庭农场研究提供启示和方向。本文通过回顾和梳理CSSCI收录的题目包含“家庭农场”的382篇论文，从家庭农场的概念特征与地位作用、形成原因与发展条件、发展模式与经营模式、适度经营规模与经营效率（绩效）、制约因素与应对策略等5个方面总结其主要研究成果：（1）家庭农场是介于企业和普通农户之间的农业经营主体，既有“家庭”的特征，也有“农场”的属性；当前，家庭农场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力军，是推动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主要力量之一。（2）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的不均衡催生了家庭农场；我国家庭农场的产生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密切相关，而制度改革是家庭农场形成机制中的关键因素；家庭农场的持续发展需要有相应的土地流转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市场机制和政府支持、投资保障和社会保障等。（3）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适度规模经营是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的基本方向和主要模式；各地资源状况和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异，家庭农场实践也形成了多样化的发展模式和经营模式。（4）家庭农场经营规模要“适度”，而“适度”的标准对于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家庭农场具有显著差异；我国家庭农场的经营绩效明显高于普通农户，但经营效率普遍不高，尤其是技术效率水平整体偏低；家庭农场的经营效率和绩效受到农场主及其家庭特征、农场经营方式和技术水平、经营环境和配套设施、农业扶持政策和政府补贴等因素的影响。（5）我国家庭农场发展仍然面临诸多制约因素，比如：农场主素质不高、经营管理能力欠缺，农场经营规模或方式不当、投资不足、技术水平不高，土地产权和流转制度有待完善，融资较为困难，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政府扶持力度不够等，应从土地流转、农地改革、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场主培育、金融支持、财政补贴等方面加以完善。我国学者对家庭农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产生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但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如：截面分析较多，长期跟踪分析不足；经济学角度分析较多，多学科分析不足；国内分析较多，国际比较分析不足。

摘要: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主力军，家庭农场高质量发展需要具体实践与理论研究的良好互动。自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以来，家庭农场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且研究内容与中央政策的导向高度契合，因而有必要厘清我国家庭农场研究的发展脉络、热点演进及前沿趋势。本文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中2012—2021年在中文核心期刊、CSSCI和CSCD来源期刊上发表的以“家庭农场”为主题的学术论文为研究对象，利用CiteSpace软件对家庭农场研究的核心作者与重点文献、研究热点与核心体系、热点演进及前沿趋势等进行系统梳理和可视化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我国家庭农场领域的研究方兴未艾，经历了2012—2014年的爆发期、2015—2017年的高峰期和2018—2021年的稳定期；从事家庭农场研究的核心力量突出、新兴力量活跃，但跨机构的合作研究有待加强；重点文献形成了“基础性理论探讨—现实性实践探索—新时代背景契合”的完整研究体系。（2）家庭农场研究热点呈现“中心密集、多点爆发、拓展较广”的网络结构，且具有明显的政策指向性；各热点间综合交叉、互促互融，进而形成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现代农业禀赋”“乡村振兴战略”4大板块组成的核心体系。（3）各阶段家庭农场研究的侧重不同，但前后关联相继，研究内容由传统小农户转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农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等逐渐拓展到家庭农场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与经济绩效评价，并积极开展新时代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背景下家庭农场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应用性研究，其中“经营绩效”“乡村振兴”“三权分置”“人力资本”等仍将是短期内家庭农场研究的热点。当前我国家庭农场研究与前沿经济学理论的契合还不够充分，经验分析的数据获取较为困难且研究方法受限，研究视角也有待进一步拓展。未来的家庭农场研究需要充分融合前沿经济学理论，构建更具时代指导性的理论框架，实现多学科、多领域、多形式的交叉融合发展。同时，要基于典型样本总结家庭农场发展的中国经验，并进行理论提升，进而为家庭农场理论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为世界各国的家庭农场实践提供路径借鉴。此外，还应积极扩充数据来源，不断改进家庭农场研究的实证分析方法，并契合家庭农场发展的时代背景（共同富裕、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数字化、绿色低碳化、智能化、网络化等）不断扩宽研究视角。

摘要:农业生产以家庭经营为基础是其自身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家庭农场则是引领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我国家庭农场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需要较先进的家庭农场发挥示范作用，进而带动家庭农场整体的高质量发展。自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以来，各地相继出台了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但鲜有文献对这些文件中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标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进行探讨。本文收集了21个省级和31个市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对其提出的示范家庭农场评定条件和要求进行梳理和比较，发现这些认定标准大多存在以下问题：（1）具体要求与定义性规定脱节，不利于评选出真正的示范家庭农场。比如，没有相应的量化指标来保证“以农业收入为主”和“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的规定性，对经营规模大多只有下限要求、没有上限要求，可能把从事非农生产的经营主体、专业大户和公司性农场等评为示范家庭农场。（2）认定标准过低，示范家庭农场先进性不足不利于示范作用的发挥。例如，未对农场主的年龄、文化程度、经营经验以及农场的新技术采用和机械化水平等提出要求。（3）省级标准与市级标准没有拉开档次，不利于促进不同发展层次家庭农场的高质量发展。除了在经营面积上省级要求明显高于市级要求外，其他评定条件和要求的省级标准与市级标准差别不大。（4）认定标准中生态绩效指标太少，不利于新时代家庭农场的绿色发展。虽然有些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提出了“三品一标”的要求，但在绿色环保方面的要求过低，不能满足农业绿色发展的时代要求。目前，各地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标准存在的问题与我国家庭农场发展时间短、整体水平不高有关，但示范家庭农场的评选应该着眼于示范性和引领性，而不是照顾大多数。目前，有些地方的做法（如江苏省）值得借鉴。 建议：对示范家庭农场的农业收入比重、家庭成员参与农场经营人数、雇工比例等有一个明确的量的要求，并规定经营规模的上限；适当提高示范家庭农场认定的门槛条件，例如，农场主的年龄要在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在中专和高中以上，近三年至少使用一项以上新技术等；大幅度提高省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标准，与市级标准明显拉开档次；增加生态绩效方面的要求，例如，把化肥农药使用强度、有机肥利用率等纳入示范家庭农场的认定条件。

摘要: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数字经济释放的发展红利日益凸显。现有文献研究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然而较少从资金来源角度深入探究数字金融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更缺乏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在数字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创新的路径中，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同时发挥作用，进而选择用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分别作为反映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的代理变量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数字金融的发展会降低企业之间和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这将有利于企业获得更高的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进而更好地满足企业创新的资金需求，促进企业创新活动。相比之下，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比商业信用更为直接和有效，其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中的正向中介效应通常也比商业信用更强；商业信用的中介效应会因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表现为当宏观经济上行、市场处于扩张状态时更强；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受到政府发展战略的影响，表现为政府越重视和鼓励创新则越强；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比中小企业更容易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因而商业信用的中介效应在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中可能相对更强；而政府补贴中介效应的企业异质性与政府补贴偏好相关，政府更倾向于支持哪类企业的创新活动，则在该类企业中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较强。利用2012—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经验分析结果支持上述观点。相比现有文献，本文基于资金配置的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对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的机制进行探讨，并对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进行比较和异质性分析，从资金配置方式角度拓展了数字金融领域的研究视角，也从数字金融角度深化了资源配置机制（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的研究。本文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资金配置的改善存在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两种方式，进而数字金融对企业创新的促进具有市场力量和政府作用两条路径。因此，在积极推动数字金融健康发展的同时，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挖掘和发挥数字金融的共享和普惠优势，使所有经济主体在统一的大市场上平等地享受资金配置优化带来的红利；另一方面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继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增强政府补贴、政策优惠等的针对性、导向性和信号性。

摘要: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具有深远影响，然而现有文献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效应的经验分析大多集中于经济效益领域，对其社会溢出效应的研究较为匮乏。数字化转型与社会责任履行两者统一于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框架之下，因而本文从社会责任履行的角度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社会溢出效应。数字化转型可以增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和能力，并通过完善管理机制、改进生产方式、改善外部关系等路径增进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效应越大，企业数字化转型越积极，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作用也越大，因而该增进效应表现出行业异质性和企业异质性。以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Python爬虫技术和文本数据挖掘方法刻画样本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而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及其路径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显著增进了样本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并存在多条影响路径，包括“数字化转型→财务稳定性提高→社会责任履行增进”“数字化转型→内部控制质量提高→社会责任履行增进”“数字化转型→创新投入（产出）增加→社会责任履行增进”“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质量提高→社会责任履行增进”等。（2）数字化转型对高技术行业、竞争性行业和制造业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作用更为显著，企业融资约束的降低和企业价值的提高均会强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作用。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从企业基于发展战略的行为选择角度进一步深入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理论机制，同时也拓展了其影响路径和异质性的研究视角，有助于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采取差异化策略来充分释放数字化转型的社会溢出红利。本文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不仅能提升企业的经济绩效，也能增进企业的非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社会溢出效应。因此，企业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转变中，应该将数字化战略与社会责任战略相契合，并不断完善信息披露机制以更充分地发挥数字化转型的社会溢出效应，促进数字化转型与社会责任履之间的协同共进。

摘要: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构建完善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分权治理是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特征，但分权产生的委托代理关系使信息不对称成为环境治理有效的主要障碍之一。2007年启动的国控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能力建设项目是针对环境分权治理中信息不对称的一项改革举措，可以有效缓解企业与政府、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提高环境政策的有效性，并促进企业的节能减排。然而，现有文献较少对“重点污染源监控”通过信息沟通促进企业节能减排的机制进行深入探讨，更缺乏相关经验分析。“重点污染源监控”使被监控企业无法瞒报虚报排污数据，倒逼企业改进生产方式和技术，同时也通过释放威慑信号促进企业技术进步，进而在提升企业生产绩效的同时实现节能减排；不同企业的资源禀赋、技术水平、发展模式等具有明显差异，因而“重点污染源监控”的节能减排效应可能表现出多样化的异质性。本文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的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重点污染源监控”的节能减排效应及其机制和异质性，分析发现：“重点污染源监控”显著促进了被监控企业的节能减排，且技术进步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重点污染源监控”对被监控民营企业具有显著的节能效应和减排效应，而对被监控国有企业仅具有显著的减排效应（节能效应不显著）；“重点污染源监控”对东部、中部地区和高能耗行业的被监控企业产生了显著的节能减排效应，但对西部地区和非高能耗行业的被监控企业没有显著的节能减排效应。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从缓解信息不对称角度探讨了优化环境分权治理的信息沟通路径，并对“重点污染源监控”的节能减排效应及其技术进步路径和异质性表现进行了实证检验，丰富和拓展了外部政策影响企业节能减排行为的经验分析，并为“双碳”目标下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提供了经验借鉴。本文研究表明，“重点污染源监控”在维护地方政府环境执法权的同时强化了中央政府对企业排污信息的收集功效，改善了环境分权治理中的排污信息沟通机制，从而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和节能减排。因此，应进一步优化环境分权治理体系，建立健全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并结合地区实际、行业属性以及企业特征等进行差异化的政策设计，激励企业通过技术进步路径实现节能减排。

摘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开发商品住宅，有利于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和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然而，对于集体土地能否开发商品住宅还存在较大争议，且在已进行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改革中较少涉及商品住宅开发项目，相关研究也缺乏对其收益分配和具体操作的深入探讨。本文对河南长垣、山西泽州、广西北流3个试点地区进行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开发商品住宅试验的分析发现：政府、集体和企业均可在集体土地开发商品住宅中实现利益增进，三者利益的契合是改革的创新动力；进行商品住宅开发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大都位于城市规划区外的乡（镇）驻地所在村或中心村，而规划建设区虽然是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开发商品住宅潜力最大的区域，但也是改革成本最大、收益平衡难度最大的区域，因而未成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开发商品住宅试验的首选区位；试点地区通过制定差异化的增值收益调节金征收标准、捆绑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收取增值收益平衡再分配金等方式，基本实现了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平衡。可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开发商品住宅，既符合改革的方向，也有现实的需求，并可通过适当的规制妥善解决利益平衡问题。《土地管理法》的修改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扫除了制度障碍，但集体土地开发商品住宅受到政策导向不明、配套制度缺位、收益分配机制不健全、基础条件不具备等的影响，实践进程停滞。建议尽快部署新一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工作，并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开发商品住宅作为试点的重点内容，鼓励试点地区将集体建设用地开发商品住宅的试验从城中村和城市规划区外逐步扩大到规划建设区、从存量集体建设用地逐步扩大到新增集体建设用地，积极探索建立合理的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并不断完善相关配套政策。相较于以往文献，本文在以下两方面做了拓展和深化：一是基于实践考察，从利益平衡角度分析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开发商品住宅的改革动力机制、试验区位选择和收益分配调节，进而论证了集体土地开发商品住宅的现实可行性。二是较为系统地探讨了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宅面临的现实困难，并提出了相应建议。本文基于试点地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开发商品住宅实践的考察和分析，有助于消除认识分歧、推进改革实践，并为稳妥推进集体土地开发商品住宅改革提供了政策参考。

摘要:在新发展阶段，“双碳”目标的提出使生产低碳化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出口贸易带来的碳转移排放加大了碳减排压力，只有不断提高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才能实现出口增长与碳减排的双赢。然而，现有文献对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的研究不足，尤其缺乏对其演变态势和增长来源的深入探究。本文利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测算2002—2017年中国26个部门的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用单位隐含碳排放的产出来表征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进而考察其演变趋势和部门收敛性，并采用LMDI-Attribution模型对其增长来源进行分解，研究结果显示：（1）2002—2005年，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出现小幅下降，其后则呈持续增长态势；尽管各部门的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呈平稳上升态势，但整体水平不高，且不同部门的演变趋势也不一致；第一、三产业的各部门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相对较高（均大于0.10万元/t），而第二产业的大部分部门相对较低，尤其是制造业中的高碳密集型产业最低。（2）2002—2017年各部门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的标准差、对数离差系数以及变异系数均呈增长趋势，不存在σ收敛，但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表明低生产率部门的增速高于高生产率部门，但还未带来部门间绝对差距的缩小。（3）在样本期间，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带来的能源生产效率提高和内需扩大带来的生产外向度降低；各部门和产业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来源也是能源生产效率的提高，其贡献率远大于其他因素，但不同部门和产业的增长来源及各因素的贡献大小也具有明显的差异。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采用单要素碳生产率法对26个部门和三次产业及制造业中不同碳密集型产业的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进行测算，并分析了其部门收敛性，丰富和细化了关于隐含碳生产率的经验分析；同时，对各部门和产业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的增长来源进行LMDI分解和Attribution归因，为提高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提供了经验借鉴。本文研究表明：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持续上升，但整体水平不高且部门差距较大；技术进步是提高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的根本，满足国内需求的生产进步也会有效促进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提高。因此，应通过低碳偏向性技术进步和扩大内需有效促进碳生产率提高，尤其要通过技术扩散促使碳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加快追赶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