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工智能的发展是生产力进步的表现，但广泛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经济效应尚待深入研究。基于人工智能对劳动的替代作用，将人工智能投资引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通过比较静态分析和短期动态分析考察人工智能发展对通胀动态的影响。稳态分析表明：人工智能投资效率提高和使用范围扩大均会提升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产出水平，但对长期或趋势通胀没有影响；在人工智能发展初级阶段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引起实际工资下降，而在相对高级阶段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引起实际工资上升。短期动态分析显示：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提高，无论是投资效率的提高还是使用范围的扩大，都会导致通胀及实际边际成本对偏好冲击和技术冲击等外生冲击的反应变弱。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使通胀动态与实际经济活动变化间的联系减弱，其原因是人工智能对劳动的替代作用使工资调整不再是应对外生冲击的必然选择，进而改变了外生冲击通过影响工资来影响通胀的传导机制。因此，发展人工智能在促进生产率提升和产出增长的同时，还会改变宏观经济变量间的传导机制，进而对通胀等政策调控目标变量的准确预测以及政策调整和实施的有效性带来新的挑战，也为金融理论研究提出新的课题。

摘要:社会保障契约是同一社会中不同的行为主体在协商一致基础上为公民提供风险保护以维护社会公平进而促进社会稳定发展而达成的一种社会契约。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社会保障是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共治之域，社会保障责任的划分和践行成为“立契约”和“守契约”的关键。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契约处于“立契约”的完善阶段，多元主体的社会保障责任划分和践行还存在不清和不当，需要通过“立”与“守”协同的契约治理来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加强法治建设，弘扬契约精神，提升各责任主体践行社会保障责任的意愿和能力，推动相关主体积极依约践责；通过高效合理的责任分担和利益共享机制促进多元责任主体共建共治共享，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保障共同体。

摘要:产业政策可以从供给侧影响企业的投资和产品生产，也可以从需求侧影响消费者的需求和购买行为，两者都能促进或抑制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并对市场结构产生影响。供给侧产业政策和需求侧产业政策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一方面由于作用路径和方式不同而具有异质性，另一方面由于是同向的（都是促进或抑制）而具有协同性，且对于不同的产业这种异质性和协同性可能存在差异。基于环保产业的政策敏感性，以税收优惠和金融扶持作为供给侧产业政策因子，以环境规制作为需求侧产业政策因子，采用2007—2017年中国环保产业的相关数据进行系统动力学模拟，结果表明：税收优惠和金融扶持由于是直接影响企业的投资生产行为而可以在短期内快速提升环保产业的产出增长和市场集中度，但政策强度效应递减趋势明显（政策耐受效应）；环境规制由于是通过增加需求促进产业发展而需要在一段时间后才能产生明显的产出增长促进效应，但规制强度的加大不会带来政策效应的减弱；同时实施税收优惠、金融扶持和环境规制具有比仅实施单项政策更优的政策效应，对产出增长的促进更大，并能中和产出对供给侧产业政策的耐受效应，熨平税收优惠带来的市场集中度较大波动。因此，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不能忽视对需求侧政策的使用和优化，应充分利用供给侧和需求侧产业政策的异质性和协同性对产业发展进行全方位的调控，并注意各项政策的适度性与匹配性，以寻求和实现最优政策组合。

摘要:在传统金融模式下，融资约束制约了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数字金融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采用2014—2018年中国中小板及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比传统金融发展更有利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增加；融资约束在数字金融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具有显著部分中介效应，缓解融资约束是数字金融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路径；传统金融模式下受融资约束越强的中小企业（高技术产业中小企业、非国有中小企业），数字金融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越显著，进一步说明缓解融资约束是数字金融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路径；在制度环境质量较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也较大。此外，数字金融的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正向影响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但覆盖广度的影响不显著，单纯的数字金融使用数量增加并不能有效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因此，应积极推进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致力于缓解和消除传统金融模式下的融资约束；改善制度环境，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数字金融促进技术创新的作用。

摘要:科技型企业作为创新活动的主体，由于其知识产权资产化导致的“轻资产”典型特征，融资难的问题尤为突出。为此，2017年重庆正式启动科技型企业知识价值信用贷款改革试点，对科技型企业进行知识价值信用评价并授信，由合作银行进行纯信用贷款，为解决科技型企业融资难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索。2018年重庆市科技局优化了科技型知识价值的评价模型，并逐步扩大了试点范围。本文全面分析2018年重庆市科技型企业知识价值信用贷款的总体思路及其过程，通过对重庆市科技型企业知识价值融资实证分析，总结提出了通过创新政府的政策支持、加强科技型企业的信用体系建设、提升银行金融创新服务以及加强多部门的协作等方式来破解科技型企业融资难题。

摘要:土地是农户重要的生计资本，土地问题是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中的关键，关乎脱贫成效。基于理性选择理论和“推-拉”理论，本文采用重庆酉阳11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数据，从搬迁户的视角出发探讨农地流转对易地扶贫搬迁户脱贫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农地流转能够通过为搬迁户带来土地租金收入、促进家庭生产要素优化和劳动力合力配置正向促进搬迁户脱贫，非农就业这个逻辑中发挥中介作用，村干部政策执行则在农地流转和非农就业之间起调节作用。在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过程中，要激活农村土地市场，促进土地要素合理流动，加大村干部主动执行政策的力度，不断带动搬迁户非农就业，夯实永续脱贫之本。

摘要:在农村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双重剩余”的情况下，非农部门的高质量发展可能引发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产生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选择性，不利于农业部门的人力资本积累。基于技能—岗位匹配模型的分析表明，在技能—岗位正向排序匹配条件下，农民组织化经营可以通过提高农业部门的岗位复杂度为原本“技能剩余”的农村劳动提供有效的技能—岗位匹配，进而缓解高技能农村劳动力的过度流失，降低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选择性。采用2012、2014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分析显示，目前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确实存在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选择性，而农民合作社的组建也确实能通过提升高技能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内部的技能—岗位匹配效率抑制其非农转移行为，进而降低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选择性。因此，在非农部门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同时，农业部门也应通过组织化经营等途径实现高质量发展。在促进农民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应注意适度提高岗位复杂度，并保障技能—岗位的正向排序匹配和匹配效率报酬的实现，以有效降低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选择性，促进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结构优化。

摘要:中国的脱贫致富实践样态丰富而成效显著，体验和参与各地独具特色的脱贫致富实践可以满足国内外消费者的高层次旅游消费需求。脱贫致富实践的吸引力、可感知体验参与性和多样化地域特性使其可以成为优质旅游资源，以脱贫致富实践为旅游资源的扶贫旅游（即“脱贫致富”主题游）还可以发挥“消费者下乡”的人力资本效应和资源整合效应，进而优化扶贫资源配置和提高扶贫效率。脱贫致富实践旅游资源的开发，应在政府的引导下由脱贫致富实践的各参与主体合作进行，可以由村委会牵头组建旅游合作社进行开发，也可以由关键扶贫主体主导开发，还可以由旅游企业与扶贫主体联合开发；多样化的“脱贫致富”主题游产品可以通过定制化旅游模式实现与消费者高层次旅游消费的精准对接；脱贫致富实践旅游资源的开发及其产品供给与消费需求的对接，需要充分利用大数据、智能化、信息化等先进技术。应积极发展“脱贫致富”主题游，在满足消费者高层次旅游消费需求、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推进脱贫致富实践的深入和转型。

摘要:外汇储备的变动受对外投资和贸易、外汇制度、汇率波动以及资本外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基于2005—2018年宏观数据的分析和预测表明：中国对外投资和贸易对外汇储备的影响存在地区分化，对“一带一路”地区投资和净出口会减少外汇储备，而对非“一带一路”地区投资对外汇储备没有显著影响，对非“一带一路”地区净出口则会增加外汇储备；“藏汇于民”会减少外汇储备；人民币汇率波动影响外汇储备的方向在短期和中长期可能不一致，人民币兑美元贬值短期内会减少外汇储备，但长期会增加外汇储备；上述因素中，“藏汇于民”的作用最大，对外贸易的作用强于对外投资，对“一带一路”地区投资贸易的作用远大于对非“一带一路”地区投资贸易；未来几年中国外汇储备还将呈现下降趋势。总体来看，“一带一路”建设对近期中国外汇储备下降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影响程度（尤其是投资）并非像一些研究估计和预测的那样巨大，但也可能对中国外汇储备带来持续性消耗压力。因此，对中国外汇储备变动趋势的判断需要特别关注“一带一路”建设、中美经贸摩擦以及人民币汇率走势等因素的影响，进而估测和优化外汇储备总量和结构；要强化外汇分类管理，科学评价“一带一路”建设的外汇使用绩效，并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减少对外经贸活动对外汇储备的消耗。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得到国际社会广泛积极响应，签署合作协议的国家已逾百个。参与国家众多、地域覆盖广泛使中国与各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不但具有国别差异，也表现出区域特征。将137个样本参与国划分为东亚、西亚、南亚、中亚、大洋洲、拉丁美洲、中东欧、南欧、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SSA）、非洲其他地区10个区域，采用GTAP10.0版数据和CGE模型模拟中国分别与各区域关税互惠产生的贸易经济效应，结果显示：关税互惠使中国和相应区域的进出口贸易和GDP均有明显增长，虽然南亚、SSA、非洲其他地区、拉丁美洲、西亚和中亚6个区域的贸易条件下降，但只有南亚区域的福利下降；中国与贸易往来规模较大的区域关税互惠可以得到更多收益；参与区域与中国关税互惠的绝对收益（GDP增加和福利增加）与其自身经济体量及和中国的贸易规模有关，相对收益（GDP增长）则表现出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较低的区域经济增长幅度较大的趋势。“贸易畅通”确实促进了中国与各参与区域和国家的互利共赢，且这种互利共赢趋于强化，但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因此，在积极推进“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同时，应基于区域及国别特征采取差异化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