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实现宏观经济的长期最优稳态，需要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管理的协调配合。基于我国企业的二元特征，考虑政府债务和价格型货币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构建包括家庭、企业（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商业银行、货币政策部门、宏观审慎管理部门以及政府的六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研究不同情形下技术冲击和金融冲击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受到国有企业技术冲击时，独立使用货币政策可以维护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受到非国有企业技术冲击时，独立使用货币政策可以维护经济系统的稳定，加入宏观审慎管理可以改善金融体系；受到金融冲击时，则需要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管理配合实施，以实现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稳定。为实现经济和金融的长期稳定，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管理应该相互配合，以应对不同的冲击。

摘要:数字丝绸之路是数字经济发展和“一带一路”战略倡议的结合，是数字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它将有利于促进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影响力提升。发展数字丝绸之路亟待顶层设计，需要在理论和实务上进行多方面探索。

摘要:科技创新分为激进式科技创新和渐进式科技创新，渐进式科技创新更具普遍性和常态性，是产业升级的重要推动力。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激进式科技创新对产业升级的推动成为研究的焦点，而渐进式科技创新未得到应有关注。渐进式科技创新具有短周期性、连续性、累加性、递进性和开放性，风险较低且可控，可以通过促进激进式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化推动产业升级，通过促进知识积累、吸收和独占能力提升产业绩效，通过创造差异化获取产业竞争优势。新时代的创新驱动战略，既要重视激进式科技创新，也应重视渐进式科技创新，通过对现有产业技术的改进逐步实现内涵式扩大再生产。

摘要:推进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既是在新时代维护农民集体收益分配权、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实现形式，又是农村改革发展中的具有方向性的重大课题。对四川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的“温江模式”“龙华模式”和“三水模式”等的考察表明，虽然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已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包括思想认识问题、资产量化和改革范围问题、成员身份确认问题、股权设置及管理和转让问题、治理结构问题、集体经济组织与村委会或社区管理的关系问题、政策优惠问题、相关政策配套和协同问题等，需要进一步积极探索，妥善处理，以便深入、全面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摘要:民众的政策评价是衡量政策实施效果的重要维度，有必要从农户满意度的视角分析土地确权政策实施的效果。利用对苏、鲁、赣、皖四省农户的591份调研问卷，基于农户满意度视角，考察农户的政策认知和地方政府的确权方式对土地确权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分析发现：农户对土地确权政策了解程度和工作参与程度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的满意度，而确权方式由于本身受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而与农户满意度无显著相关性；平原地区的农户和以家庭经营收入为主的农户对土地确权政策实施的满意度较高，而家庭人口数较多的农户满意度较低。地方政府应通过加强政策宣传、积极引导农户参与等方式提高土地确权政策实施效果，采用何种确权方式既要尊重农户真实意愿，又要符合地方经济发展水平。

摘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减少废气排放对环境的污染是我国在新时代亟待解决的难题。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理论，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和空间滞后模型对2005—2014年我国31个省市区的二氧化硫和烟尘排放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的废气排放呈现出“高—高集聚”（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和“低—低集聚”（西部地区）的空间自相关性；二氧化硫和烟尘排放分别与经济增长呈倒“N”型和倒“U”型曲线关系；影响废气排放的因素是多维而复杂的，且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外商直接投资和人力资本的增加以及创新能力的提升对废气排放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工业化和城镇化以及人口密度的增加会加重空气污染程度。因此，政府应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实施差异化的减排政策，各地区应协同治理环境污染；要鼓励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并将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有机结合。

摘要:不断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是新时代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建立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测算我国31个省市区2000—2014年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并采用动态SAR模型分析农业TFP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我国农业TFP整体上不断增长，但近年来增速趋于下降；农业TFP存在显著的动态效应，表现出较强的发展惯性；农业TFP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相邻地区的农业TFP增长相互促进；劳动和资本投入不仅直接促进本地区的农业TFP增长，也间接促进邻近地区的农业TFP增长。为此，需要从加强农业投入、区域合作、政策支持等方面入手，充分利用农业TFP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和动态效应，有效促进各地区农业TFP的持续快速增长。

摘要:人力资源服务业具有技术含量高、辐射带动作用强等特点，关系广大劳动者就业创业和职业发展。加快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实现转型升级，是实现更加充分和更高质量就业的重要举措。在全球人力资源服务向平台化方向发展、新模式和新业态不断涌现的新时代，建议重视和开展下述方面的工作：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引导产业转型升级；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有效维护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提高人力资源服务企业的专业化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国际竞争力；大力发展人力资源服务新模式和新业态，培育新增长点；继续加强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区建设，搭建服务平台。

摘要:全球保险业发展经历了“相互化—逆相互化—相互化复兴”的发展历程，实践表明相互保险发展具有必然性和可持续性，而且保险业发展相对滞后的国家和地区相互保险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虽然相互保险具有自身的相对优势，但其发展还需要相应的经济发展基础，更需要适合的制度环境条件。我国良好的互助文化基因、社会风险管理经验、逐渐完善的法律法规以及近40年的相互保险发展实践，都为相互保险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和制度条件。尽管我国保险业发展处于初级阶段，相互保险发展较为滞缓，但相互保障的思想和实践在农、渔业等领域一直是人们分担风险的有效方式。相互保险在中国有很强的普遍适用性和可行性，应积极培育保险文化和促进保险文化自觉，推进相互保险的专项立法，并重视实践基础和经验积累，以优化发展相互保险的制度环境。

摘要: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展会政治功能强、经济功能弱，并由政府完全主导；改革开放后，展会发展由政府完全主导向政府有限主导转型，政府从直接举办展会项目转向通过产业扶植政策、产业规划等规范和促进展会业发展，政府主导型展会项目的运作模式也日益市场化和多元化。尽管十八大以后政府主导型展会项目受到限制，但政府不会完全退出所有的展会，一些政治和社会功能性强、国际影响力大的展会项目仍应由政府主导。由政府完全主导向政府有限主导转变是我国展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应成立跨部门的展会产业管理机构，加大产业支持力度，并积极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要建立政府主导型展会项目分类管理机制，也要继续发挥我国组织动员的优势，促进政府主导型展会的市场化、多元化发展。

摘要:根据新结构经济学关于产业转移的理论分析，转出国人均GDP应为承接产业转出的对象国的1-3倍，筛选出“一带一路”沿线承接产业转移的对象国。以中国整体作为产业转出对象，共有21个国家可以作为合适的承接产业转移的对象国；假如以中国各省市区作为产业转出对象，共有50个合适的承接产业转移的对象国。同时，根据新结构经济学对比较优势的阐述，通过比较“一带一路”沿线国与中国中低技术产业的人均工资，筛选适合转出的产业，发现较适于转移出的产业主要包括食品与饮料、服装、纺织品、非金属矿物、基本金属、金属制品等产业。

摘要:“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劳动力规模和就业状况差异显著，劳动力资源大国的老龄化趋势明显，农村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空间也持续缩小；由于各国工业化进程不同，劳动力产业结构存在明显差别；各国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质量和技能水平呈现明显的层次性，工资和社会保障水平随着各国人力资本增长而提升；由于劳动力市场制度和风险管控能力存在差异，不同国家的劳动力市场风险不一，但国际贸易增长、对外投资扩张和人口跨国流动也为劳动力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因此，国家和区域间劳动力流动将有助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均衡发展。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在总量和结构方面优劣势并存，应积极推进劳动力市场制度改革，借助“一带一路”建设优化人力资源结构、提高劳动力素质，并积极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区域一体化，促使劳动力资源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

摘要:以中国为标准国，利用EKS模型测算1995—2011年3个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成员国和具有代表性的35个非NAFTA国家14个制造行业的相对技术水平系数，并进行时间上的纵向动态分析和国家间的横向比较，得出以下结论：NAFTA的成立给各成员国的技术进步都带来好处，且经济互补性强的“南北”型自贸区比经济同构性强的“北北”型区域一体化组织（欧盟）更能使成员国获得技术福利；在NAFTA成员国中，美国制造业相对技术水平最高但各行业差异也最大，而墨西哥最低但行业差异不大；在变化趋势上，美、加、墨三国存在差异，说明NAFTA并不能使各成员国、各行业的技术水平都同比提高，而会产生区域内的分工和分化。因此，不能因某些部门的不景气而全盘否定自贸区或自贸协定，要通过双边和多边自贸协定或经济一体化协定打破日益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壁垒；中国尤其应重视与经济互补性强、技术水平高的国家签订经济贸易一体化协定，积极提升国内技术水平和产品在国际价值链上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