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我国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土地征用所致的农村土地价值显性化激发了农民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而农村土地承包权划分不清和农村“合法权威”的缺位则使得农村土地产权制度难以有效约束农民的机会主义行为。在机会主义行为盛行之下，村民间为争夺土地附加价值而产生的“界畔纠纷”有其必然性。应继续做好农村土地的确权工作，建立划分明确、易于执行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并通过建立惩罚和约束农民机会主义行为的法律法规、树立政府管理部门的廉政形象以及提高农村居民的法律文化素质，将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规则在农民内心进行内化，实现法律秩序的经验效力，树立农村社会“权威”，才能有效控制当前我国农村的“界畔纠纷”。

摘要:将村干部的领导方式分为权威型、民主型、放任型三种类型，从经济绩效、政治绩效（分为民主管理绩效、公民参与绩效）、社会绩效、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绩效4个方面衡量村民自治绩效，根据对多个省份16个村庄的问卷调查，分析村干部领导方式对村民自治绩效的影响。分析表明，权威型领导方式与社会绩效以及公民参与绩效显著正相关，民主型领导方式与经济绩效、民主管理绩效、公民参与绩效、社会绩效、公共供给绩效显著正相关，而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因此，村干部民主型领导方式我国农村治理中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权威型的领导方式也有一定的适应性，而放任型的领导方式是不适用的。村干部应灵活运用权威型与民主型领导方法，避免放任型领导风格和方式。

摘要:通过对经济增长理论、空间经济学及其结合框架下对地区差距及中国地区差距问题研究的回顾发现：经济增长理论能够反映地区差距形成的动态性特征但缺乏空间维度，传统空间经济学对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有着较强的解释力但缺乏动态性，二者结合框架下的研究能同时体现动态性和空间维度但缺乏实证检验。基于此分析，今后的研究中应将动态性与空间维度同时纳入地区差距问题研究框架，重视技术进步、知识溢出等“知识关联”因素的作用，对地区差距的发展方向做进一步分析，并拓展创新经济增长理论与空间经济学结合框架下的实证研究方法。

摘要:产业的空间演进是产业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而对其空间区位进行选择及变换的过程。基于区域二重开放的经济现实，在新经济地理学分析框架之下构建两国三区域模型，比较垄断竞争条件下企业在各个区位的收益，推导出企业空间区位演变的判决条件，进而构建产业空间区位演进系统。分析表明：企业是否进行空间区位变换取决于其区位变换带来的收益与成本能否使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而影响该收益与成本的关键因素则是贸易自由度、区域内的要素成本等区位因素。因此，一国政府可以通过调整和控制国家间以及区域间的贸易自由度来引导外商以及国内企业的区位演变，尤其是对于具有低工资优势的地区而言，加大该地区与国内其他具有高开放度地区之间的区际开放度，或者提升其直接对外贸易的开放度，都有利于吸引区外产业进驻该地区。

摘要: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向企业倾斜，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逐步下降，且资本所得要高于劳动所得；再分配向政府倾斜，经过调节后只有政府部门收入的比重是上升的，政府实际收入的规模较大，而居民收入比重呈逐步下降趋势。我国宏观税负呈现上升趋势，并且由于大量制度外收入的存在使大口径宏观税负上升较快。我国政府职能偏好于资源配置，财政支出具有典型的“重视经济服务和一般公共服务，忽视社会发展和人力资本投资”的特征。一方面，要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尤其应优化财政收支预决算，强化财税政策对国民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促进国民收入的合理分配；另一方面，应转变政府职能，合理使用政府收入，优化支出结构，将财政政策着力点偏向分配公平，促进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摘要:利用中国人民银行1992年开始发布的住户部门流量金融资产年度数据，运用协整理论和ECM模型分析我国居民家庭持有的各类金融资产的财富效应，结果表明：可支配收入是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居民手持现金、存款和股票的财富效应不显著；债券、保险资产存在负的财富效应，对居民消费有挤出效应。因此，在促使居民收入稳步增长的同时，必须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国金融市场，扩大市场规模，提高市场效率，稳定投资者预期，并尽快完善住房、医疗、教育、养老保险等体制，才能充分发挥金融资产对居民消费的引导和调控作用。

摘要:金融危机后全球安全资产减少，使日本国债地位相对改善，成为世界金融市场的避险工具之一。但由于日本长期政府债务净额占GDP之比居高不下，国债信用已经受到损毁，主权信用评级被下调。从日本国内资金循环特征看，日本企业转变为储蓄大户的原因不是企业的盈利增加，而是由于资产负债表的调整压力使投资意愿降低，因此，日本政府只有不断增发国债来弥补筹资主体的缺位；日本国债期限结构的短期化和日益增长的利息负担使其面临的市场利率风险加大；同时，日本中央银行购买国债规模膨胀，不断冲击财政纪律的约束，财政赤字货币化风险隐藏其中。长期来看，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资产去泡沫化的过程也正是国债泡沫化的过程。在日本财政改革前景未见定论，企业的投资需求尚未恢复的前提下，日本国债的可持续性存在巨大风险。

摘要:利用美国1998—2011年季度数据，运用多元回归模型研究基础资产、场内衍生品、经济增长、货币政策、政府监管等因素对场外衍生品市场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美国，利用场外衍生品对冲风险的动机明显，场外衍生品与场内衍生品的互补效应比替代效应更强，衍生品市场的发展脱离实体经济，货币供应量对场外衍生品交易存在负效应，而政府加强监管会产生正效应。因此，在我国，衍生品市场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优先发展场内衍生品市场，加强对场外衍生品市场的监管，并推进衍生品市场参与者的内控建设。

摘要:基于生产前沿理论的绿色经济增长核算模型，不仅将技术无效率和环境代价纳入了分析框架，而且还与“物质平衡思路”一致；该模型将绿色经济增长的源泉分解为环境约束下的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变化和资本深化3大部分。对重庆市27个制造行业的经验分析结论表明：经济增长中普遍存在着技术无效率现象，但50%以上行业的技术效率都得到了改善或维持不变；资本深化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而技术进步主导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在其中的贡献相对较小；技术进步是引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为充分发挥重庆市制造业可持续发展潜力，后续发展中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环境约束下走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善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路。

摘要:区域经济整合是我国当代经济社会深度调整的一个重要理论和实践命题。长期以来，基于地区利益关系形成的“行政区思维模式”交织着来自市场、政府、社会三方的各种利益冲突，构成了“行政区”向现代“经济区”转变的时代梗阻，滞缓了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以协同为导向的政策支撑是推动区域经济整合、化解利益链阻的关键。作为我国西北地区最重要的区域发展规划之一，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建立、运行过程中存在地方政府及市场层面的多重利益冲突，其跨越式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政策支持和地方公共管理部门的改革创新，迫切需要在区域发展观、社会力量培育、行政激励机制、政府协调力量等方面有所突破。

摘要:根据点轴开发理论，借助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对“江南万亿工业走廊”城市节点的等级空间分布进行分析，得到该城市群的节点等级体系：一级节点（发达型城市）为万州区和涪陵区，二级节点（中等型城市）为巴南区和长寿区，三级节点（发展型城市）包括忠县、丰都、奉节、云阳、石柱和巫山。应在此基础上科学规划空间布局，构建网络化基础设施体系，加快集群工业发展，加速资源要素集聚，加强区域间协同合作，实现有效的点轴系统开发。

摘要:理论和实践表明，要克服农村金融领域的市场失灵，离不开政府的支持。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在建立和完善农村金融风险补偿机制、健全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以及实现农业信贷与保险有机对接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探索。今后，不但要注重农业已存在的不同金融需求，更应大力打造不同类型的金融生态，规范发展地方性农村金融机构，扩大农村金融供给，激活、满足农村金融需求；同时，要发挥财政、信贷资金相互协调的配套作用，并建立完善农村征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