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数字金融能够“扩容”金融服务供给、“靶向”赋能高质量创业、助力创业质量提升、改善创业环境、提高创业者金融素养，从而通过促进高质量创业和抑制低质量创业改善创业质量结构。采用260个城市2011—2022年的面板数据，根据初创企业的存续性、技术性、就业创造性划分高质量创业和低质量创业，研究发现：我国高质量创业规模和占比持续提高，创业质量提升明显；数字金融对创业活动产生了“披沙沥金”效应（促进高质量创业、抑制低质量创业、改善创业质量结构），其中，覆盖广度产生了“泥沙俱下”效应（同时促进高质量创业和低质量创业，对创业质量结构影响不显著），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则产生了“披沙沥金”效应；加强金融监管和知识产权保护可以强化数字金融的“披沙沥金”效应；数字金融促进高质量创业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但抑制低质量创业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因此，应加快数字金融发展，并加强金融监管和知识产权保护，通过完善制度环境增强数字金融的“披沙沥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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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与外部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导致企业股价同步性和波动率较高的重要原因，数据资产化能够通过改善企业信息实现对资本市场定价效率和稳定性的双重改善。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2年的数据分析发现：企业数据资产化水平的提升显著降低了股价同步性和股价波动率；数据资产化能够通过提高企业信息生产质量（抑制盈余管理行为）、提高企业信息披露水平、提升企业信息利用价值和效率（提高分析师关注度）3条路径产生信息改善效应，进而降低企业股价同步性和波动率；数据资产化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股价同步性和非国有企业股价波动率，但对国有企业股价波动率和非国有企业股价同步性的影响不显著；数据资产化显著降低了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股价同步性和波动率，但对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股价同步性和波动率没有显著影响。因此，应积极推进企业数据资产化，并强化信息中介功能，深化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数据资产化对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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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SAS模型的5个关键环节（注意、兴趣、搜索、行动、分享），通过扎根理论识别出决定社交商务平台用户在线购买行为的7个前因变量——在线广告效果、在线评论刺激、推荐引擎、平台形象、感知风险、社交分享和社会支持，采用包含42个题项的测量量表进行问卷调查，对363份问卷的fsQCA分析发现：所有前因条件均不能单独构成高在线购买行为和低在线购买行为的必要条件，提高在线广告效果和强化社会支持对高在线购买行为具有较为普适的作用，而在线广告效果较差和推荐引擎较弱则是产生低在线购买行为的重要条件；导致高在线购买行为的5条组态路径分别对应冲动型、浏览型、依附型、自主型、稳定型5种消费模式，导致低在线购买行为的3条组态路径可归纳为独立型和谨慎型2种消费模式。因此，平台运营者应重视在线广告、推荐引擎和社会支持的协同作用，改善平台形象和社交分享以巩固用户信任，并应制定个性化策略以满足不同用户的差异化需求，有效助力社会消费的增量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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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支持绿色发展的重要财政政策工具，绿色财政支出通过资金支持效应和政策导向效应推进城市绿色转型，能够显著提升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采用2010—2021年我国25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Super-SBM模型测度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分析表明：绿色财政支出显著提升了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绿色技术创新和公众环境关注度发挥了中介作用，财政压力、创业活跃度、环境规制则产生了调节作用，即绿色财政支出可以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提高公众环境关注度来提升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财政压力减小、创业活跃度提高、环境规制增强会强化绿色财政支出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提升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绿色财政支出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提升作用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及非资源型城市显著，而在西部地区和资源型城市不显著。因此，应改善财政状况，提高绿色财政支出强度、绿色技术创新支持力度、公众环境关注度和创业活跃度，激励创业发展，加强环境规制，持续提升土地绿色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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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环境规制通过软约束和隐形压力对企业的环境行为产生影响，能够有效推动企业绿色低碳转型。ESG评级作为一项多元主体参与的非正式环境规制，通过改善企业的信息披露产生信号传递效应，进而强化声誉机制和外部监督机制对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推动作用。以商道融绿开展的ESG评级为准自然实验构造多期双重差分模型，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0—2022年的数据分析发现：ESG评级显著降低了企业的碳排放强度，并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抑制短视行为、促进绿色创新等机制减少企业碳排放；ESG评级的碳减排效应，在国有企业、数字化程度较高企业中显著，在非国有企业、数字化程度较低企业中不显著，在重污染企业中比在非重污染企业中更显著；ESG同群效应能够促进企业碳减排，并强化ESG评级的碳减排效应；ESG评级分歧不利于企业碳减排，并弱化ESG评级的碳减排效应。因此，企业应以ESG评级为契机积极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并畅通ESG评级促进碳减排的传导机制；同时，要在强化ESG同群效应的同时减少ESG评级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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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交易政策旨在通过“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协同作用促进绿色低碳发展。从减污绩效、节能绩效、降碳绩效3个维度评价城市绿色低碳转型水平，采用2006—2020年我国282个城市的数据分析发现：碳交易试点产生了显著的减污、节能、降碳效应，有效推动了试点城市绿色低碳转型；碳交易政策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推动城市绿色低碳转型；在市场机制层面，较高和较稳定的碳价格、较强的市场流动性、较重的违规惩罚有利于碳交易政策效应的发挥；在宏观经济层面，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工业化水平较低、数字金融水平较高地区碳交易政策的绿色低碳转型效应更强；在地方政府层面，政府经济调控能力的增强、市场干预程度的降低以及环境规制的减弱会强化碳交易政策的绿色低碳转型效应。应完善碳交易市场制度，建立碳价格稳定和预警机制以及有效的监督和奖惩机制，并扩大碳市场规模、增强碳市场流动性；应加快经济发展、改善产业结构、提高数字金融水平，在增强地方政府经济调控能力的同时把握好政府干预市场的度，以更有效地推动绿色低碳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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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够有效降低市场分割程度，形成有效市场，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地使用生产要素，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激励技术创新，从而提升城市经济韧性。以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为准自然实验，采用268个城市2011—2022年的数据分析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显著提升了城市经济韧性，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够通过提高资本和劳动力配置效率、促进技术创新来提升城市经济韧性；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够显著提升制度执行力度较大城市、城市群城市、非资源型城市的经济韧性，但对制度执行力度较小城市、非城市群城市、资源型城市的经济韧性没有显著影响。因此，应不断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因地制宜地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并重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要素配置和技术创新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依托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切实提升城市经济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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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创新已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式，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必须大力推动企业合作创新。国地税合并构建了更为高效统一的税收征管体系，强化了税收征管的征税效应和治理效应，有助于企业合作创新活动的开展。将国地税合并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9—2022年的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发现：国地税合并显著提升了企业合作创新水平，并能够通过提升企业商业信用水平、提高企业声誉、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3条路径促进企业合作创新；国地税合并显著促进了规模较大企业、高科技行业企业、法治化水平较高地区企业的合作创新，但其合作创新促进效应在规模较小企业、非高科技行业企业、法治化水平较低地区企业中不显著。因此，应继续强化税收征管的独立性和规范性，提升涉税信息质量和共享水平，改善纳税服务，加强税务监管，优化征管资源配置，并提高地区法治化水平，以充分发挥税收征管促进企业合作创新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