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人工智能应用能够重塑企业创新的资源配置、能力结构及决策过程，进而有效缓解以创新同质化为主要特征的“内卷式”创新。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4年的数据，以基于专利IPC分类号的创新同质化水平衡量企业“内卷式”创新程度，从文本表征、技术产出、资本投入3个维度综合测度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水平，分析发现：人工智能应用显著降低了企业“内卷式”创新程度，并能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专业化分工、扩大战略差异性3条路径缓解企业“内卷式”创新，其中扩大战略差异性路径的中介效应最强；人工智能应用显著缓解了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竞争性行业企业、高技术行业企业的“内卷式”创新，但对非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非竞争性行业企业、非高技术行业企业“内卷式”创新的影响不显著；此外，“内卷式”创新加剧了企业的价格竞争强度。上述研究结论为科学推进人工智能应用、有效治理“内卷式”创新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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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驱动城市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有效政策工具，智慧城市试点和低碳城市试点能够改善试点城市的资源配置与营商环境，从而协同驱动数字产业向双试点城市集聚。以智慧城市试点和低碳城市试点为准自然实验，以从业人员区位熵衡量城市数字产业集聚度，采用我国298个地级市2006—202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多期双重差分检验，分析发现：我国数字产业形成了东部引领、中西部崛起、带状连绵与多中心协同的集聚格局；智慧城市和低碳城市双试点显著促进了双试点城市的数字产业集聚，且政策效应随试点时长的增加而增强，双试点的政策效应大于单试点；双试点能够通过推动数字技术创新和绿色技术创新、增加人力资本积累3条路径促进数字产业集聚；双试点显著促进了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环境基础较好城市的数字产业集聚，但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环境基础较差城市的数字产业集聚影响不显著。因此，应深化“智能+绿色”政策协同，以区域差异化策略构建数字产业梯度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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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不仅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在算法、算力、数据驱动下实现动态适配、实时反馈与共同演化的系统工程，而且是一项国家主导的战略性融合行动，具有智能化、自适应性、高效性、普适性等特征。“人工智能+”打造新质生产力的基础设施、巩固新质生产力的价值根基、加强新质生产力的制度支撑，并以算法赋能人的全面发展、以算力重构生产工具体系、以数据激活新型生产资料，从而驱动劳动者能力跃升、革新劳动资料形态、拓展劳动对象边界、重构生产力三要素的组合逻辑与互动方式，实现从“线性叠加”到“网络协同”的生产力质变跃升。为推动“人工智能+”高效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应以算法赋能劳动者，构建人机协同的智能人才生态；以算力升级劳动资料，打造全域联动的智能工具体系；以数据激活劳动对象，释放数据要素的全链条价值；并构建“技术-产业-制度”融合实践机制，助力生产力三要素的组合优化与协同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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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数智化转型是数智技术赋能动态能力的过程。基于整合、构建、重构三大核心动态能力及企业特性，通过对10家企业的案例分析，提炼出中华老字号企业数智化转型的3个维度、6个方向和18条具体路径：在文化基因激活维度，以文化符号数字化、历史叙事多媒体化、技艺传播智能化挖掘文化符号，以数智追溯的时间轴叙事、数实融合的空间化叙事、文化IP的数字化叙事提升商业价值；在消费场景创新维度，以消费内容的数智化传播、消费场景的数智化互动、社交媒体的定制化分享打造社交场景，以空间场景智能化、功能场景多元化、体验场景互动化实现场景智能互动；在企业组织变革维度，以管理决策智能化、组织管理数智化、供应链动态协同推动数智管理转型，以开展校企合作、强化组织学习、提升数智素养培育数智人才。中华老字号企业数智化转型应以文化基因为源点激活商业文明的精神内核，以消费场景为枢纽贯通体验经济的价值通道，以组织管理为核心重塑商业运营的生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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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技术的应用和普及正从创新能力、创新方式、创新环境三个层面系统性重塑企业创新活动，深刻变革了企业的创新发展模式。用三阶段DEA法评估企业创新效率，以专利知识宽度衡量企业创新质量，基于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数字技术应用5个维度测度企业数智技术水平，采用沪深A股非金融专精特新企业2014—2023年的数据分析发现：数智技术显著提升了专精特新企业的创新效率和质量；数智技术通过改善人力资本结构和增强知识吸收能力提升创新能力，通过促进合作创新和突破式创新优化创新方式，通过提高分析师和媒体关注度改善创新环境，进而提升专精特新企业的创新效率和质量；数智技术显著提升了非国有专精特新企业的创新效率和质量，但对国有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效率和质量的影响分别为不显著和显著负向；相比东部地区、非制造业专精特新企业，数智技术对中西部地区、制造业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效率和质量的提升作用更大。应加快数智化转型，构建数智技术驱动、制度与技术良性互动的企业创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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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检测认证机构市场化改革通过服务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推动企业积极开展多元化经营和技术创新，并改善了企业的信息环境，从而对企业“内卷式”竞争产生抑制作用。以2014—2024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产品差异化程度、价格战强度、资本投资过度、劳动投资过度4项指标测度企业“内卷式”竞争综合指数，运用多期DID模型分析发现：检验检测认证机构市场化改革显著降低了企业“内卷式”竞争程度，促进多元化经营、增强管理层创新意愿、降低信息不对称是检验检测认证机构市场化改革缓解企业“内卷式”竞争的3条有效路径；检验检测认证机构市场化改革对企业“内卷式”竞争的缓解效应，仅在社会保障水平较高和产业链韧性较强的地区以及高新技术企业中显著；检验检测认证机构市场化改革通过缓解“内卷式”竞争促进了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本文拓展了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后果研究和“内卷式”竞争的影响因素研究，为科学刻画“内卷式”竞争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也为有效治理企业“内卷式”竞争、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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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向混改不仅能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还能优化公司治理、引导战略转型，进而促进民营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以沪深A股民营智能制造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2011—2024年的数据分析发现：逆向混改显著提升了民营智能制造企业的新质生产力水平，且显著降低了代理成本（经营费用率和管理费用率）、提高了数智化转型程度和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即逆向混改通过优化公司治理和促进数智化转型两条路径提升了民营智能制造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指数的提高会强化逆向混改的新质生产力提升效应，表明良好的企业经营环境有利于充分发挥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积极作用；逆向混改对新质生产力的提升作用，在东部地区、成立时间较长的民营智能制造企业中更强，在非重污染行业中显著，而在重污染行业中不显著。因此，应充分发挥国有股东对民营企业的治理优化与数智赋能作用，分层分类推进逆向混改，并系统优化企业经营环境，以充分释放混合所有制改革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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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合作创新，独立创新更有助于企业长期价值增长，具有长期性和战略定力的耐心资本倾向于支持企业独立创新，企业也更愿意通过独立创新塑造竞争优势。因此，耐心资本增加会增强企业的独立创新偏向。采用沪深上市公司2009—2023年的数据分析发现：耐心资本增加对企业合作创新、独立创新和独立创新偏向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对独立创新的促进作用比合作创新更大；耐心资本增加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和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两条路径增强了企业的独立创新偏向，市场竞争加剧和企业冗余资源增加分别会强化和弱化耐心资本对独立创新偏向的增强作用；耐心资本增加显著增强了非国有企业和融资约束较高企业的独立创新偏向，但对国有企业和融资约束较低企业独立创新偏向的影响不显著；独立创新偏向增强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财务绩效和市场价值，表明独立创新能够有效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因此，政府应引导耐心资本积极投资企业独立创新，企业应充分利用耐心资本加快创新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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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自由探索与政府有组织科研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均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已有研究缺乏对两者协同效应的关注。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7—2024年的数据分析发现：企业实施探索式创新战略显著促进了其数字技术创新；促进数据开放、数据治理、数据集聚的数据赋能政策和数字技术创新针对性较强的人才政策显著强化了探索式创新战略对数字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但人才引进政策和数字补贴政策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表明宏观政策需紧密结合企业需求才能实现与企业战略的有效协同；探索式创新战略通过拓展创新网络夯实数字技术创新的知识基础，通过强化创新投入支持数字技术探索与研发，通过革新创新范式推进数据驱动型创新，进而提升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实施探索式创新战略显著促进了非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大规模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但对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衰退期企业、小规模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应实施创新范式革新引导计划，强化企业创新网络的生态化建设，完善分层分类的创新赋能体系，构建企业自由探索与政府有组织科研协同的新型创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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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城市建设从减少生态消耗与增进综合福利两个方面协同发力，推动城市发展模式的绿色转型，进而提升城市生态福利绩效。利用低碳城市试点的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采用我国27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8—2022年的数据分析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显著提升了试点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低碳城市建设主要通过驱动绿色技术创新、降低能源消耗强度、促进公共交通发展3条路径提升生态福利绩效；低碳城市建设显著促进了“胡焕庸线”东南侧城市、非老工业基地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较低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而对“胡焕庸线”西北侧城市、老工业基地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较高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不显著；低碳城市建设对生态福利绩效的改善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表明低碳政策的辐射扩散效应促进了全域生态福利绩效的整体跃升。本文研究结论为纵深推进低碳城市建设、有效提升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提供了理论参考与实践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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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农就业不仅促进了农村家庭收入的持续增长，还提升了农村家庭通过正规和非正规金融渠道化解财务风险的能力，从而降低了农村家庭的金融脆弱性。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2017、2019年的数据，从入不敷出和资不抵债两个维度测量家庭金融脆弱性，分析发现：非农就业显著降低了农村家庭存在金融脆弱性的概率，且该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强；非农就业能够通过扩大农户社会网络、提高农户收入稳定性、增强农户金融可得性3条路径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的缓解作用，随着非农就业人员年龄的增长而减弱、学历的提高而增强；在第三产业非农就业比在第二产业非农就业具有更强的家庭金融脆弱性缓解作用；非农就业同时降低了农村家庭入不敷出和资不抵债的发生概率，其中，对入不敷出的缓解作用更强。因此，应通过提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能力促进其向非农产业转移，并着力推动非农就业规范化，强化对弱势群体的非农就业帮扶，以充分发挥非农就业提升农村家庭财务韧性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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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获得“专精特新”称号，不仅能得到相关配套政策的支持，还会以政府背书传递出其在细分市场具有一定领先优势和较大成长潜力的市场信号，从而通过改善资源配置、增强动态能力、提升产业链地位等机制赋能企业成长。采用2014—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发现：获得“专精特新”称号对企业成长产生了显著的赋能作用，缓解融资约束和促进技术创新在其中发挥了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而增强产业链话语权则产生了遮掩效应；仅获得国家级称号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不显著，仅获得省级称号和同时获得两级称号能够显著赋能企业成长，且同时获得两级称号的赋能作用更大；获得“专精特新”称号能够显著赋能东部地区、竞争性行业、非制造业、非国有企业成长，但对中西部地区、非竞争性行业、制造业、国有企业成长的影响不显著。因此，应在完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投融资和创新方面的配套政策支持，并构建差异化的政策支持体系，以有效促进专精特新企业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