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在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发展的背景下，智能化转型成为企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根据知识基础观和动态能力理论，企业的智能化转型、知识动态能力增强、绿色创新水平提升三者形成良性互动。采用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5—2024年的面板数据，以人力资本水平衡量企业知识动态能力，基于专利IPC分类号前4位测度知识动态能力的3个子维度（知识获取能力、知识整合能力及知识创造能力），分析发现：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显著促进了其绿色创新水平提升，知识动态能力及其3个子维度在其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智能化转型显著提升了高科技制造行业企业、东部地区制造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但对非高科技制造行业企业、中西部地区制造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不显著；相比非重污染制造行业企业，智能化转型对重污染制造行业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更显著。因此，政府应引导和激励企业智能化发展，企业应重视知识动态能力建设，各地区和行业应因地制宜推进智能化转型。

Abstract: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日益凸显，在外部环境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如何利用数字化转型提升创新韧性，抵御创新下行风险，已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9—2024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韧性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增强了企业的创新韧性，该强化效应主要来源于数字技术应用，而数字技术开发对企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不显著；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企业的资源整合能力、降低管理层的政策不确定性感知、激发管理层的创新乐观情绪3条路径提升企业创新韧性；数字化转型显著强化了非高科技行业企业、高竞争度行业企业、非国有企业的创新韧性，但对高科技行业企业、低竞争度行业企业、国有企业的创新韧性没有显著影响。因此，企业应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并以数字化转型赋能持续创新；政府应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持续创新提供更多支持，并提高政策信息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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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数据政策驱动的区域大数据发展通过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促进数据要素集聚共享应用、深化实数技术融合和制度创新，能够有效促进数据要素的价值释放，显著改善企业组织韧性提升的资源与制度环境。将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12—2023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分析发现：区域大数据发展显著促进了企业组织韧性提升，并可以通过促进数字化转型和提高敏捷响应能力两条路径提升企业组织韧性；环境不确定性增强会弱化大数据发展的企业组织韧性提升效应，而高管创新意识增强、行业集中度和企业市场势力提高会强化大数据发展的企业组织韧性提升效应；大数据发展显著提升了非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产业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组织韧性，但对国有企业、非高新技术产业企业和非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影响不显著。因此，应以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为示范，大力推进区域大数据发展，有效激励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敏捷响应能力提升，并精准施策，持续提升企业组织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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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形式主义是技术应用与治理目标出现偏差的新型治理症结，已成为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的主要阻碍之一。基于“技术-制度-文化”三维分析架构，结合在鄂西南ZS镇的实地调研资料，分析发现：乡村数字形式主义在实践中主要存在数据至上型、技术空转型、技术崇拜型、痕迹管理型、数字隔离型等5种形态，其本质是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挤压乃至替代。进一步审视得知，技术维度上工具理性过度膨胀致使政务平台功能发生异化，制度维度上刚性考核促使数据造假以及避责行为发生，文化维度上官本位思想与传统形式主义以数字化形式延续，三者借助“技术强化制度控制-制度催生文化惰性-文化反塑技术应用”的反馈机制，共同引发了乡村数字形式主义。对此，在技术层面上应开发轻量化工具并提高数字工具与乡村治理的适配性，在制度层面上应重构绩效考核机制与权责匹配机制，在文化层面上应强化技术向善伦理引导和公众数字文化培育，共同推动乡村数字治理回归公共价值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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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投资问责是强制性政府监管的重要创新举措，其如何影响国有企业投资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以经营投资问责政策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3—2023年的数据分析发现：经营投资问责显著促进了国有企业投资“量质双升”（即投资规模扩大和投资机会敏感度提升）；经营投资问责可以通过提高管理层勤勉程度和缓解信息不对称扩大国有企业投资规模，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和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提升国有企业投资质量；经营投资问责的投资“量质双升”效应在内源融资能力较弱、供应链话语权较小的国有企业以及政府数字化治理水平较高地区的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经营投资问责对国有企业投资的改善会进一步促进国有企业价值创造。因此，监管部门应优化经营投资问责制度，以追责促整改，问责与容错并举，充分发挥经营投资问责的正向激励作用；国有企业应强化责任追究意识，积极改善信息环境和治理环境，持续推动投资“量质双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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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气候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工业企业可能会通过金融化来对冲这种政策风险。采用沪深A股工业企业2012—2023年的数据分析发现：气候政策不确定性越高，工业企业金融化水平越高，表明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提高加剧了工业企业金融化；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提高能够通过强化风险规避、挤出实体投资、增加代理成本3条路径驱动工业企业金融化，工业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增强则会弱化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提高的金融化加剧效应；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主要加剧了ESG评分较低、非国有、管理层女性占比较低、管理者气候关注度较高、行业竞争程度较高的工业企业金融化；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会促使工业企业出于预防储备动机和投机套利动机提升金融化水平，其中预防储备动机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政府应提升气候政策的透明度和稳定性，工业企业应强化公司治理，改善管理层人员结构与认知模式，增强风险承担能力，有效抑制过度金融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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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经济通过催生高端岗位、带动商圈增值提高家庭收入，通过激发技术迭代、培育创业生态驱动创新创业，通过构建消费社群、强化文化认同增强社会联结，进而推动家庭消费结构升级。基于首店经济和体验经济两个维度评估地区首发经济水平，以2010—202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微观家庭数据匹配省域宏观数据，分析表明：地区首发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家庭消费结构升级；首发经济能够通过提高家庭收入、促进地区创新创业、强化家庭社会联结等渠道引领家庭消费结构升级；地区互联网接入率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以及消费环境的改善，会强化首发经济对家庭消费结构升级的引领作用；首发经济对消费结构较高级家庭的消费结构升级效应显著，但对消费结构高级化程度较低家庭的影响不显著，从而加剧了家庭消费结构分化。因此，应设立“首发经济试验区”，以深化开放加快首发经济发展，以数字化加速消费升级，并精准对冲消费结构分化，构建增收引领、创新驱动、文化认同的包容性消费升级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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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信任是个体参与慈善活动的心理基础与社会条件，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与体制内人员因体制差异而存在社会信任差异，从而具有不同的慈善捐赠行为模式，并体现为捐赠概率的差异。采用2024年“新时代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将社会信任分为一般信任（对社会成员的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对慈善机构的信任）两个维度，分析发现：个体的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水平提高均能显著增加其慈善捐赠概率；体制内人员的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水平高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慈善捐赠概率也显著大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慈善捐赠主要受一般信任驱动，而体制内人员参与慈善捐赠主要受特殊信任驱动。体制内人员与组织间的“庇护-依赖”关系使其具有较高的社会信任水平，并倾向于通过官方、半官方渠道进行“响应性”捐赠；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去组织化”的“无所属”状态使其社会信任水平较低，并主要参与市场化的“自发性”捐赠。因此，在提升社会信任水平的同时，还应推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再组织化，充分激发其参与慈善事业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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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竞争加剧具有信贷资金释放和金融服务下沉效应，能够有效缓解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面临的金融抑制。采用我国30个省份2013—2022年的面板数据，基于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3个维度评估地区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研究发现：银行业竞争程度的提高显著促进了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其中，主要是促进了智能化和高端化，对绿色化的作用不显著；银行业竞争能够通过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扩大涉农投资、促进农业技术创新3条路径提升农业新质生产力；银行业竞争显著促进了农业产业集聚水平较高地区和粮食主产区的农业新质生产力提升，但对农业产业集聚水平较低地区和非粮食主产区的农业新质生产力影响不显著；相比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地区，银行业竞争对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地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作用更强；金融科技发展能够强化银行业竞争的农业新质生产力提升效应，金融监管加强对银行业竞争提升农业新质生产力具有“倒U型”调节作用。应改善银行业市场结构，大力发展金融科技，建立金融监管强度动态调节机制，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促进农业产业空间集聚，加快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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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通过制度型开放改善营商环境、扩大外商投资、提升创业活跃度和创新水平，进而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采用我国186个城市2010—2024年的数据，从规模、结构、效率、就业4个维度评估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分析发现：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显著促进了试点城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并能够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外商投资、激发创业活力、促进创新发展4条路径协同发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显著推动了非自贸区城市、非港口城市、智慧城市试点城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但对自贸区城市、港口城市、非智慧城市试点城市的影响不显著，且对南方城市的推动作用比北方城市更强，表明制度型开放能够在开放基础和地理禀赋方面产生“制度补偿”效应，并具有“数字化赋能”和“市场化赋能”特征。因此，应加快提炼和推广制度型开放的“政策工具箱”，构建“制度-主体-创新”三位一体的服务业发展生态，“外引内育”双轮驱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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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枢纽作为衔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节点，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基于219个城市2009—2022年的数据，以中欧班列开通（“硬联通”）和自贸试验区建设（“软联通”）为准自然实验，分析发现：“硬联通”与“软联通”叠加的贸易枢纽建设显著提升了区域对外开放水平，且比仅是“硬联通”或“软联通”的单一型贸易枢纽建设具有更强的开放促进效应；贸易枢纽建设通过放宽市场准入和提升市场整合促进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内市场统一又强化了贸易枢纽建设的开放促进效应，从而形成国内国际市场联动机制；贸易枢纽建设对外围城市、制造主导型城市的开放促进效应大于中心城市、服务主导型城市；贸易枢纽建设的开放促进效应在东部地区城市群和非城市群城市、中西部地区非城市群城市以及后期的融合阶段显著，在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城市以及早期的探索阶段不显著。因此，应实施差异化的贸易枢纽建设策略，强化“硬联通”与“软联通”的政策协同与空间叠加效应，构建贸易枢纽与全国统一大市场联动建设机制。

Abstract:

推动各共建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根本要求，研究共建“一带一路”如何促进共建国家服务贸易增量提质具有重要意义。采用2005—2021年137个国家的服务贸易面板数据以及2007—2021年56个国家的服务业GVC面板数据，从贸易结构、贸易竞争力、贸易地位3个维度刻画服务贸易质量，分析发现：共建“一带一路”从规模、结构、竞争力、地位4个维度促进了共建国家服务贸易增量提质，表现为通过促进贸易自由化扩大服务贸易规模、通过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提升数字服务贸易占比、通过提高ICT技术水平增强数字服务贸易竞争力、通过扩大双向FDI规模提高服务业GVC上游度；共建“一带一路”对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经济服务化水平国家服务贸易的影响在不同维度上具有差异化的异质性，总体上（尤其是贸易地位维度）存在先发优势，在贸易竞争力维度则具有普遍的提质作用。因此，应加快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重视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与发展，通过分层分类的合作机制充分发挥共建“一带一路”的增量提质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