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农村家庭在信息获取上的劣势是其金融脆弱性比城市家庭更高的原因之一，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能够有效缓解农村家庭面临的信息约束与信息劣势，从而可以通过增加家庭收入和优化家庭资产负债配置来缓解农村家庭的金融脆弱性。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的5期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政策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显著降低了农村家庭的金融脆弱性；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提高农村居民非农就业和购买商业保险的概率，并提高农村家庭的非农就业收入和保险参与度，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通过促进非农就业和保险参与两条路径来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户主为男性、户主未婚、平均文化程度较低、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村家庭具有更为显著的金融脆弱性缓解作用。因此，应加强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充分发挥“数字下乡”促进农民非农就业和保险参与的积极作用，有效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

Abstract: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缓解金融排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并能够通过增强县域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和潜力促进劳动力的净流入，从而提高县域经济发展水平。采用2014—2020年1 754个县域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分别以人均GDP、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劳动力净流入率衡量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劳动力流动，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且数字普惠金融3个维度的发展均具有县域经济发展促进效应，其中覆盖广度拓展、使用深度加深、数字化程度提高的促进作用依次递增；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县域和贫困县经济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普惠性和亲贫性，有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促进劳动力流动的路径来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应积极推进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尤其要加快欠发达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并统筹制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和劳动力流动引导政策，通过要素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Abstract:

数字乡村建设一方面通过新业态新模式创造出更多更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通过拓宽信息渠道促进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增强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和议价能力，因而可以赋能农民工高质量就业。将2018年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数据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匹配，从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综合评价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检验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显著提高了农民工就业质量，该结论在内生性处理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数字乡村建设具有显著的信息改善效应，可以通过拓宽信息渠道、促进人岗匹配、增强社会信任等路径来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数字乡村建设对女性农民工、在婚农民工、中青年农民工、学历较高的农民工和已接入互联网的农民工具有更显著的就业质量提升作用。因此，应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充分发挥其各种积极效应，并有效缩小城乡间和农村地区内部的数字鸿沟，促进数字乡村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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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是我国积极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举措，税费优惠和管理服务完善等跨境电商改革不仅能够激励外贸增长，还会对出口企业产生成本降低效应、人力资本提升效应和内部治理优化效应等积极影响，从而促进出口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将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沪深A股出口企业2007—2020年的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发现：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跨境电商改革）显著促进了试验区出口企业的数字技术发明专利增长，跨境电商改革可以通过降低融资成本和经营成本、提高技术人员占比和高学历人才占比、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和内部控制质量等路径促进出口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跨境电商改革对融资约束程度较高、地区人力资源丰富、ESG表现较差、环境不确定性较强的出口企业具有更为显著的数字技术创新促进作用。应持续推进和不断深化跨境电商改革，并充分发挥制度型开放对企业创新发展的激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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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1年数据的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总收入、劳动收入份额、管理层与普通员工薪酬差距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高技能和高学历员工占比、风险承担水平，并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表明数字化转型具有产出增长效应、结构优化效应和风险加剧效应，从而可以对企业的收入分配产生增加收入、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拉大内部薪酬差距等多维度影响。此外，管理层权力增强会强化数字化转型对薪酬差距的拉大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收入和薪酬差距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强，对科技型企业收入分配的影响比非科技型企业更强。分位数回归显示，数字化转型要在达到一定程度后才能显著促进企业收入增长，随着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趋于增强，而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拉大作用趋于减弱。因此，应在积极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同时合理约束管理层权力，利用数字化做大“蛋糕”并分好“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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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拓展和优化了创新网络，也使创新网络在创新驱动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基于网络结构洞理论，从创新合作网络和创新知识网络（双重创新网络）角度分析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强企业在创新网络中的“桥梁”作用来提升企业创新效率的机制，并采用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3—2021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其创新效率，该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双重创新网络结构洞是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中介变量，即存在“数字化转型水平提高→双重创新网络结构洞增加→创新效率提升”的影响路径；企业组织韧性提高能够强化数字化转型对网络结构洞的正向影响，但对网络结构洞影响创新效率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因此，应积极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拓展和优化创新网络来促进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并不断提高企业的组织韧性以有效化解转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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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对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治理都是一个重要问题。以金税三期工程为代表的税收征管数字化，可以通过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和强化外部治理来压缩高管实施自利行为的操作空间，从而有效抑制高管在职消费。将金税三期系统分批上线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0—2021年的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金税三期工程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企业高管在职消费水平。机制检验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可以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抑制避税行为等路径来降低企业高管在职消费水平。异质性分析显示，税收征管数字化对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企业、股权集中度较高企业、两职合一企业中更为显著。此外，税收征管数字化还可以弱化高管在职消费对企业业绩的负向影响。因此，政府在加快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的同时，要重视并充分发挥数字化监管的溢出效应，企业则应积极利用内外部数字化转型的契机实现高质量发展。

Abstract:

在网络购物中，由于产品收货时间滞后于支付时间而导致退货现象频发，因此退货政策成为影响消费者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基于“刺激-组织-反应”模型（SOR模型），并结合信号理论，以感知质量和感知风险为中介变量，以产品异质性和店铺口碑为调节变量，通过有调节的双中介效应检验考察退货政策宽松度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及其传导路径，结果表明：宽松的退货政策使消费者产生更高的感知质量和更低的感知风险，感知质量的提高和感知风险的降低会增强消费者购买意愿，从而形成“退货政策宽松→感知质量提高→购买意愿增强”和“退货政策宽松→感知风险降低→购买意愿增强”两条传导路径；在口碑较好的店铺中，退货政策宽松对消费者感知质量和感知风险的影响更强；对于异质性较弱的产品，退货政策宽松对消费者感知风险的影响更强。这些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揭示退货政策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的机制，而且对消费者、网络店铺和电商平台都具有重要的管理启示。